近日，一电梯监拍视频曝出了发生在重庆的惨剧：一名10岁女童趁对方家长不注意，竟残忍摔打陌生1岁男童。面对女童残忍的行为公众哗然，甚至还有不少人抛出了世上就有“天生罪犯”的论调。犯罪因素是否真的和遗传有关呢？先天遗传和后天遗传哪个才是主导？真的就有天生罪犯吗？

　　真的就有天生罪犯吗?

　　研究证实遗传因素和某些脑部病变会令儿童产生“暴力倾向”

　　2005年的权威期刊《儿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上刊登了一篇被多次引用的论文：《七岁儿童的重要基因风险的证据》。文章就明确了某些心理特点会遗传，而这些特点会在儿童阶段就产生影响。德国不莱梅大学神经病学教授杰哈德·罗斯也发现了大脑额叶的病变和犯罪相关，这部分出现病变的人66%会犯重罪。而这种病变，甚至可以在5岁左右儿童身上就可体现。

　　还有研究指出，一个名为“MAOA-L”的基因和犯罪行为有关，它会在大脑中分泌中一种促使暴力行为的化学物质，而这种基因在遗传给下一代的时候，其影响可能会更强。参与研究的犯罪学家凯文·比尔沃(KevinBeaver)说：“如果亲生父母有过犯罪经历，他们的孩子即便在被领养后，也很有可能也会走上犯罪的道路。”而这种基因和暴力的相关性如此之强，根据《自然》杂志的消息，在2009年的一个杀人案件中意大利法庭第一次接受基因测序证据，犯人因具有“MAOA-L”基因而被减刑。2011年8月，意大利法庭再次接受了大脑扫描和基因测序的证据，减低了对杀人犯的刑罚。

　　可以这样总结，在学术领域，遗传和某些脑部病变会造成某些孩子有更高的“犯罪风险”和更具“暴力倾向”已经成共识。现阶段分歧仅集中在这些遗传因素如何发挥作用和程度究竟有多大。

　　生理和遗传要素能解释一些人的“天生罪犯”倾向，除了学术证据，以常识推理也不复杂。人会从父母那里遗传到患心脏病、乳腺癌的风险，会遗传到智力和容貌，也自然会遗传到人格特质。有些儿童天生更好动，有些比较敏感，有些就可能更残暴和缺少同理心。

　　宾夕法尼亚大学神经犯罪学专家阿德里安·雷恩的解释也很直白：“科学表明，部分犯罪行为的确可以用遗传来解释。如果我们对这一点视而不见的话，就像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假装猎人不在那儿——我们失去的，是利用生物学知识来减少犯罪的机会。”

　　但点燃犯罪行为引信的还是后天因素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精神病学研究员李.罗宾斯在一些行为有问题的孩子们身上做了一系列研究，并且一直追踪到他们的成人时代。这研究揭示了两件事：第一个是几乎每一个患精神病的成人都像孩提时一样极度的反社会;第二个是在反社会特征评估中取得高分的孩子中有接近50%的没有变成患精神病的成人。换句话说，早做评估是必要的，但评估结果并不足以预测谁最终会否成为一名暴力罪犯。

　　还是前面提到的MAOA-L型基因，2002年伦敦国王学院精神病学家苔莉·莫菲特领导的研究小组就发现：MAOA-L型个体“只有”在成长过程中受到过虐待才会表现出反社会性问题。也就是说，即便具有MAOA-L型基因，如果拥有恰当的教养方式，仍然不会出现反社会人格。

　　不仅如此，即便确定了某些生理和遗传特性，并且产生了犯罪行为。只要后天教养与惩戒方式得当，仍有可能可以控制和改善这些行为，恢复正常。2006年的一项关于专门谈话治疗项目的研究就极具意义，研究在威斯康星的一个少年拘留所里展开，它涉及141名在青少年版反社会人格量表中得到高分的未成年罪犯。事后，威斯康辛大学的讲师和治疗中心的心理学家MichaelCaldwell报告：一旦获得假释，接受过治疗的少年比控制组的少年更有可能不再犯罪。也就是说，“即便是精神病态，也是可治疗的，要是逮得足够早，足够准的话。”

　　类似事件并不少见

　　1968年，英国小女孩MaryBell残忍虐杀一3岁和一4岁的男童的事件被曝光。而根据儿童心理学专家奥顿博士在审讯期间的评估，他发现杀死两个小孩子对于Mary来说只是一件开心好玩的事情,除此之外并无其它杀人动机，事后Mary甚至还把过程描述在作业本上。

　　1993年2月12号，英国利物浦，年仅10岁的罗伯特和的同学乔恩在购物中心拐骗了2岁的陌生男童詹姆士·巴尔杰，并残忍的将其虐杀，事后还计划伪造火车碾过致死的假象。而他们则因此成为英国现代历史上年纪最小的杀人犯。

　　2012年新奥尔良大学心理学家保罗·弗里克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名叫杰弗瑞·贝雷的9岁男孩把一个学步年龄的小孩推进了游泳池的深水区。当那个小男孩在水中挣扎逐渐沉入水底的时候，贝雷拉过一把椅子在一边观看。之后接受警察询问时，贝雷解释说，他好奇想看看人是怎么淹死的。被拘捕之后，他似乎没为要进监狱而感到烦恼，而是很高兴自己成了注意的焦点。”

　　虐杀2岁男婴的一对10岁英国男童。

　　扣动施暴扳机的仍是后天教养

　　“暴力和逃避责任”是女童和其父母共有的行为模式，而这直接导致了悲剧。

　　根据现在披露的信息，女孩的父母对惨剧难辞其咎。而在女孩父亲的解释中，女孩的踢打成了“表达爱”和应对男孩“不友好”的方式，自己的孩子似乎只是错在不会表达“感情”。事发后，女孩和母亲第一时间逃往新疆，而且至今没有道歉。再加之，打骂的教育方式。可以说，这一家三口的行为模式如出一辙，写满了“暴力、逃避和欺骗，而且极度缺乏同理心。”

　　而同理心恰恰就是反社会人格所缺少的机能。这些人能理解施暴是错的，但是他们不能感受到“错”引发的难受体验，也没有正常人见到残忍场面就把自己代入受害者感情的能力，所以就会以一些莫名其妙的方式应对。

　　此案中，家庭因素加剧了悲剧，而在英国发生的相似案件中，家庭因素也难辞其咎。MaryBell的母亲是一名妓女，而乔恩因为家庭破裂以及兄妹智力发育欠缺而遭遇冷落，罗伯特则在“老欺少、大欺小”的大家庭中挨尽欺侮。知名心理咨询师武志红对此总结道：“迄今为止，我没听过一个变态杀手出自健康家庭。”

　　Mary刑满释放后就未再犯罪，还出了一本自传。

　　对于此类家庭，先天因素和后天教养更像一个难解的死循环。父母因为具有某些基因而容易有行为问题，这种问题不但会通过遗传传给自己的孩子，还会通过教养方式的不当加剧，遗传和教养的负面作用被相互叠加。

　　实际上，事已至此，除了追责，对这个女孩和他的家庭都应该有比较细致的评估。父母究竟是否应该继续抚养，女童是否应该接受强制治疗或者行为矫治都应深究。这些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刑责年龄不够就不予立案就能解决的。

　　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也曾发表过类似观点，她认为：我们的社会需要“危险人格评估”，在分析具体的心理历程中，发现问题后还要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比如在某些国家，如果发现家庭出了问题，父亲吸毒，母亲改嫁，孩子无人管或具有暴力倾向，这时候社会就会启动评估机制，决定是否干预这个家庭。而干预家庭不只是为了帮助一个孩子，更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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