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过去的这个5月，是让人怒火中烧的。侵害幼女的案件一再曝光：5月8日曝出海南万宁所谓校长、房管局工作人员与小学女生的“开房门”；5月16日曝出安徽潜山县某小学校长杨某性侵幼女长达12年，之后，广东雷州、河南桐柏、广东深圳、湖南嘉禾等地老师性侵幼女的案子一件接着一件被曝光。

　　兽行引发舆论的严厉声讨，各地网友纷纷举牌：“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甚至成都市公安局的官方微博也参与了“举牌”，俨然渐成一场公民行动。面对民间冲天怒火，相关职能部门也有所行动。比如，5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紧急公布了三起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案例为鲍某某利用教师身份，强奸幼女十余次，猥亵幼女数十次，最终鲍某某被判处死刑。最高法此举显然是通过公布典型案例，震慑性侵幼女罪犯，积极回应民间焦虑。在5月30日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对损害少年儿童权益、破坏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言行，要坚决防止和依法打击。”保护孩子已经是全民的共识，但如何才能广泛保护未成年人，让他们不受侵害呢？事后的严惩固然重要，但关键还在事前教育、制度落实。

　　事实上，中国目前的未成年人保护陷入了尴尬的“南北极”中。一方面，中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很多规定已经与国际看齐，特别是在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方面，甚至超过欧美。比如，之前李双江之子涉嫌轮奸案，虽然其明星之子的身份人尽皆知，虽然欧美媒体也“无马赛克”地做了长篇报道，但有人还是坚持报道应“不得披露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前几天的南京15岁中学生划写埃及3000年浮雕事件中，也有人站出来认为，对未成年者的批评“过火”、违法。似乎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已经非常完善，几乎有“矫枉过正”之虞了。

　　但另一方面，一个月来各地频现教师奸淫幼女案，很多受害女童长期生活在老师淫威之下，并没有及时得到家长、学校和社会组织的救助。而且从近年的相关案例看，既有发生在教育落后、信息闭塞的欠发达地区的，也有发生在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的，可见未成年人保护的疏漏是相当普遍的。所以，以孩子的名义，我们不能再沾沾自喜于各地崭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条例》，那只是“纸上成就”，应该针对现实亡羊补牢，编密制度之网。

　　挽救童年首在教育，真正让孩子学会自我保护、识别性侵、及时报警。事实上，当下教育是以升学为指挥棒的，小升初的怪题难得连硕士、博士都做不出来，但像“内衣裤包裹的地方，大人不能摸”之类的孩子自我保护常识，却几乎没有正式进入课堂。此外就是教育学家熊丙奇提出的“伪善教育”问题：学校通过选择性地只告诉学生所谓“美好”的事物，甚至故意夸大美化某些人物，比如学校校长；长期在这种教育中长大的学生，会缺乏基本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有理由认为5月份集中曝光的性侵幼女案，绝不是问题的全部，很多未成年人至今仍生活在恐怖、纠结之中。我们的教育必须及时教会孩子学会自我保护，必须教会孩子防范包括校长在内的成年人。自我保护教育应成为孩子的必修课，这已经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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