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学生最缺乏的是什么？在召开的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来自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们给出了几乎一致的答案。他们认为，挑战权威的勇气、批判性的思维是当前中国学生最缺乏的东西。

　　留学后不回国不等于不爱国

　　昨天的论坛可谓“大腕”云集，来自国内外150余所知名大学校长坐在一起共商教育大计，其中包括耶鲁、牛津、斯坦福、清华、北大等诸多国内外顶级名校的校长。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的出现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大连理工大学校长欧进萍还专门给他出了一道难题。“很多国内名校的优秀大学毕业生都选择了出国这条路，而且很多学生出国了，就不回国了。有人认为国家好不容易挤出来的投入成了他人‘嫁衣’，对此顾校长怎么看？”

　　对于饱受争议的名校生出国问题，顾秉林笑答很坦然。他认为，出国留学是好事，这是毋庸置疑的，不用忌讳。

　　清华大学出国的学生的确多，但这没什么关系。有一组数据，近3年来，清华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出国留学率达到15%，硕士生达到25%，这些学生很多都拿到了美国、英国等名牌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我个人认为，15%-25%的出国比率很正常，如果太少，说明高等教育还不够开放，如果太多，那就说明国内教育明显成问题。”

　　对于有人提到的很多学生学成后不回国，顾校长认为千万不要认为暂时不回来就是不爱国，这是两码事。将不回国等同于不爱国，这个观念实在是太陈旧。

　　中国学生缺乏挑战权威的精神

　　近年来，不少优秀的中国学生跨入了牛津、耶鲁这样的顶级学府。而在这样世界一流的学校眼里，中国学生是怎么样的呢？

　　“中国学生非常优秀，参与了很多世界一流的研究。从教育的结果来说，东西方的差异并不大。”英国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哈密尔顿说，不过他们很注重培养学生的学术自信，鼓励学生向教授挑战。但中国学生往往不太愿意去挑战学术权威，发表不同的看法，不太愿意自主地进行创造性思维。“我们鼓励中国学生做更主动的研究者和挑战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和倾听者。”他说，事实上中国学生也在变化，他最近在北大、清华、交大、复旦等中国高校都做过讲座，发现年轻学生问了很多非常难的问题，让他看到了中国学生的变化。“希望这种状况能继续下去，并慢慢形成新的习惯和风气。”

　　“跨学科知识的广度、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是中国学生最缺乏的。”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说，专识教育一般是指18岁就选定专业、不再学习其他课程，而通识教育则不同。美国本科阶段的通识教育就是，前两年学生可以尝试各种各样的学科，后两年再挑选专业进行学习。“不管是政治家还是一个企业的领导者，都需要经济学、法学、哲学、心理学等各种各样的知识，而不是一科知识。”

　　理查德·莱文说，正是有了更多的知识，学生才会有重新评估已有结论的想法，去寻求新的结论。美国教育模式强调的是互动式的讨论，主动地去立论，挑战彼此、挑战教授、挑战权威，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他们不会要求学生去死记硬背，而是解决问题。“我们不应该往学生的脑袋里装家具，而是教给他们方法，帮他们搭个框架，让他们自己去设计富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中国完全照搬欧美模式不可取

　　近年来不少中国高校都在学习欧美名校的做法，但有些地方觉得“水土不服”。比如搞通识教育，但中国企业又急需专业对口的人才。对此，耶鲁和牛津的校长都认为，各国国情不同，完全照搬不可取。

　　耶鲁大学校长说，中国大学不应照抄欧美国家的通识教育模式。因为各个国家的国情、文化历史背景不同，价值观不同，有着不同体系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因此对于其他国家好的做法，可以借鉴，但直接照搬肯定是不行的。“比如说中国的文化是尊重长辈，而美国小孩和大人顶嘴是经常的事，因此他们会挑战教授的权威，而中国的儒家文化就是教小孩子要听大人的话。这两种文化有着天然的差别，因此教育方法不能简单照抄。当然了，美国大学教育一些好的地方，比如学生和教授之间的交流、互动，中国高校是可以学习的。”

　　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哈密尔顿也表示，东西方学校互相学习的机会很多，但有些做法不能照搬。“比如一对一的导师制，是我们的独特的优点，但是也面临着财务上的挑战，这可以说是最昂贵的教育制度。但是我们不会放弃，这是牛津、剑桥的传统，我们可以牺牲其他东西，比如建高楼买设备等，但导师制不会放弃，因为这是我们的优势。”他特别强调，中国大学有很多大楼和实验室，有的他们都比不上，但是这些都是他们可以放弃的，他们不愿意牺牲“人”这个最关键、最根本的东西。

　　“当然，因为导师制的昂贵，不一定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东西，还要考虑各国国情、传统文化的差异，关键是大学要有自己选择的权力。”他认为，有的学校重视讲座式、互动式，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做，并不一定要照搬其他国家所谓先进的做法。

上一篇：读了这则新闻我们反思该怎么教育孩子
下一篇：保护孩子，不能再自喜于“纸上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