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矿工蓝田忠和15名工友，被查出患上了尘肺病，3年来，蓝田忠等人一路维权，直到昨日，才拿到了7.3万元的补助金。蓝田忠说，“我认命了，但不后悔，我的命换来了娃娃们上大学的机会，至少他们不用再跟我一样了。”（《新京报》）

　   忽然想起了那句掷地有声的激情宣言：“教育公平是我们国家这五年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情”。不知道这位“认命”的父亲对此是否认同，我们只是不难推断：假如没有父亲的“拿命去换”，他的“娃娃们”一定与上大学的机会无缘。——“拿命去换儿女上大学”，这句写满农民无奈与苍凉的慷慨悲歌，或许可以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教育公平”的注脚之一。

　　当然，在有些人眼中，这话会显得偏激，毕竟，“拿命去换儿女上大学”只是极少数的情况。“少数”诚然无法消融“多数”决定的成绩，但也是不容抹杀的存在，在“以人为本”的社会，我们要时时刻刻警惕忽视成绩背后的问题、发展背后的代价、掌声背后的异见、数据背后的人生。更何况，我们无法否认：在我们这个国家，有无数个父亲，尤其是农民，在有了孩子之后，就把梦想完全寄托在孩子身上，拼命赚钱供养孩子读书上学，让孩子有个不同于自己的人生。他们中的许多，干着或繁重或危险的工作，为了让孩子上大学，他们透支了自己的青春和健康，虽不是“拿命去换”，却也“不远矣”。

　　读书上学，离开贫瘠的土地，成为一个城里人：这一直是中国农民改变贫穷命运的主要方式。因此，这不是不幸得了尘肺病的蓝田忠一人的“悲歌”，而是几代农民不尽其数的人生喟叹。当他们用汗水浇筑孩子的大学梦时，这是可歌可泣的，当他们正值壮年就没了自己的梦想时，这又是令人深觉悲凉的。

　　然而，对他们而言，“上大学”远不是终点，摆脱贫穷的命运才是梦想之巅。因此，在看到“有24.3%的公众不相信教育能够改变命运”这样的调查数据时，我们不能不为这位“换了命”、只留下梦想的父亲的“不后悔”捏把汗。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太清楚同样一张文凭，在这个讲究人情关系的社会，有无家庭背景的区别。

　　如果说，生而贫穷，他们要靠更多的付出和牺牲——乃至“拿命去换”——才能圆上孩子的“大学梦”，这是第一重“不公”，那么因为教育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平衡，他们的孩子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上大学或者上好大学，则是第二重“不公”，而因为缺少背景和关系，他们的孩子在就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则是第三重“不公”。这种种“不公”，无疑使他们的梦想雾霾重重，而所谓“不后悔”，也就添了许多无奈的意味。

　　只是，在这个唱起了“构筑中国梦”的时代，我们却无法也不能忽视他们的梦想，因为这梦想，也属于“中国梦”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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