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既为老百姓提供了合家团圆的契机，也提供了社会交往的平台。这里面，既有觥筹交错的欢娱，也有家长里短的温情，还有社会表现的竞技场。在什么都讲求效率和速度的“加急时代”，家庭也不可避免地跟风从众。长辈们对晚辈“焦急的、过分担忧的、唯恐落后于人的”情绪显露无遗，从而演绎了“被催族”的别样生活。

　　在过往的家庭叙事里，“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个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感情上的，一是道德上的。子女找工作、结婚生子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生轨迹，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生大事，在传统的亲情观里，孩子只要没有成家立业就始终不算成人，父母有权利也有义务管教和敦促。

　　在中国式传统家庭教育中，长辈与晚辈往往缺乏平等的交流与沟通，长辈对晚辈的关心也通常是控制式、高压式的。长辈对晚辈的工作、婚恋、生育问题，往往以“过来人”的身份进行指导和控制，而不是真诚地沟通和平等地对话。在权利意识不断彰显、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格局下，这往往会适得其反，引发晚辈的逆反心理。

　　以催婚为例，当用心良苦的“父母之命”遭遇“剩男剩女”独立自主的婚恋观，父母和子女都会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年轻人不愿像上一代人那样，到了“适龄”便该结婚就结婚、该生孩子生孩子；他们有着自己的情感诉求和婚恋标准。

　　“被催族”慢人一拍的生活境遇，固然有主观上的价值偏好，客观上的条件差异也不容忽视。社会学观点认为，在婚恋过程中存在一个“择偶梯度效应”，即男性择偶向下找，女性择偶向上找；女性在职场每上一个台阶，在择偶上的选择余地就越小。所以，现代社会婚姻的性别分化明显，高层次的女性和低层次的男性都面临择偶困境。

　　长辈们善意的“唠叨”，也可能成为“被催族”沉重的压力和包袱。不论是“打太极”，还是外出旅游，抑或租赁男女朋友，都是无奈之举。消除“被催族”的窘境，长辈们要加强与晚辈的平等对话，而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和人生经历强加给晚辈；晚辈们也应加强与长辈的社会互动，及时进行信息传递和情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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