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 暑期各类培训机构几乎成了孩子们的第二个“家”，为此，家长也牺牲大部分时间，研究兴趣班、报名、接送等等。造成现在孩子学习这么“苦”的原因，极大一部分是对于“阶层固化”的焦虑。这一问题不仅出现在中国，西方发达国家父母同样“非常担心孩子失败”。香港大学教育学博士谢爱磊在下文中做了大量分析研究，当“阶层固化”愈演愈烈时，除了投资教育，不断给孩子压力，似乎别无他途。

　　

　　文 | 谢爱磊 编辑丨李臻

　　

　　女儿暑假，我和她妈妈带着她一起旅游，而后再折返老家。路过哥哥和姐姐生活的城市，发现他们的孩子整个暑假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除了做题，还有各种兴趣班和补习班。

　　

　　仔细打听下来，发现整个暑假都在忙的还真不止他们的孩子。他们身边的朋友，孩子们大体都是如此过得暑假。

　　

　　我看看和我一起浪了大半个暑假的女儿，当时真觉得有些后怕——想想要是以后放在一起考试，和她一样生活在深圳的孩子未必考得过这些日夜苦练的娃娃。

　　

　　后来，假期即将结束，我带着女儿返回深圳。才知道，其实大概像我一样带着女儿到处浪的家长真不多。她在深圳的很多同学，也都是假期接着补课，上“学而思”，去兴趣班，做大量习题……

　　

　　

　　忙碌的孩子应该有很多。

　　

　　首都师范大学薛海平教授曾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的数据做过一次分析。他发现，早在这些数据收集之时，义务教育阶段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其比例就已高达24.6%。

　　

　　他所指的课外补习，既包括为提高学习成绩而进行的正规学校教育外的补充性教育活动，也包括才艺类课程的培训。

　　

　　薛教授的分析还显示：直辖市、省会城市参加课外补习学生，其比例高达56.1%，生活在地级市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也高达50.9%。

　　

　　仅仅几年之后，也就是2016年，按照当年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报告的统计，为孩子选择过课外辅导的家长业已超过9成。由于课外辅导服务而产生的市场规模高达8000亿人民币。接受课外辅导服务的学生规模超过1.37亿。

　　

　　忙碌的孩子也大多来自中产背景。当辅助性的教育活动成为家长的“必然”选择，孩子们就不可避免地要与时间赛跑——不是在学校，就是在辅导机构，要么就是在去往辅导机构的路上。

　　

　　依据《中国民生调查报告2012》的统计，在当时，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平均每周用于课外辅导的时长高达9.8小时。

　　

　　2015年，《中国民生调查2015》教育专题研究报告的入户调查结果显示，接受课外辅导或培训的学生，平均每周用于该项活动的时间高达6.11小时。即便是在学前段的孩子，每周的平均用时也高达5.11小时。

　　

　　终日忙碌的也绝非只有孩子。送孩子接受私人的课外辅导或者培训班，就意味着家长需要付出相当多的努力帮助孩子进行选择，这又意味着他们要做不少前期的研究工作。此外，无论是新学期，还是假期，他们还都要忙着给孩子排课后日程表，安排各类课程、兴趣班、家庭作业。

　　

　　所以，费用还只是家长负担的一个方面，心理负担与压力则是另一面。美国社会学家拉鲁曾对美国中产家庭的子女教育实践做过细致的观察，将课后时间的结构化，并安排得周密和细致，是这一类家庭的显著特色。这也是美国中产阶层子女教育优势的来源之一。中国不少学者的研究也显示课外辅导对于子女获得某些竞争优势（例如更好的学业成绩）确有益处。

　　

　　这些稍获广泛传播的知识很容易成为指导中产阶层家长教育投资实践的指导思想。再加上深谙教育销售之道的商业机构的稍微推介，大约很少就再有家长能够平心静气，对孩子说“你慢慢来”。

　　

　　大概很少有哪个时代的人会像当代人（尤其是城市中产）这么认同“教育即竞争”的观点。它是我们普通人日常话语体系在描述教育一词时所传递的主导意象。

　　

　　其内涵是，教育是个人获得竞争力的重要工具；个体要在教育的过程当中，不断地与对手竞争，获得竞争力。在教育过程当中，分数是硬指标，在教育结果处，文凭及其经济与符号价值是其硬指标。

　　

　　在这种观点面前，教育的其他方面，譬如人格发展等议题显得无足轻重。它的兴起，大概和以下几个宏观因素不可分割。

　　

　　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盛行。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教育本身被看作是个人适应社会竞争，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

　　

　　二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经济生活领域的指导思想渗入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人们很少再依据历史进程和社会历史条件看待个人的成就，个人的成功抑或失败往往被看作是个体自身的责任。结合贤能主义的思路，可教育性则往往被看作是个体智力的表现，也是他们竞争力的基础。

　　

　　三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教育被看作是国家间竞争的手段，作为个体的个人则是国家人力资本储备的一部分。

　　

　　需要指明的是这几个宏观因素不限于中国，受其影响的也不限于中国的中产和他们的子女。

　　

　　比如在韩国，“JOB KOREA”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该国逾7成上班族在放假期间让他们的子女接受课外辅导，上班族子女放假期间平均上2.3个课外辅导班，他们用在课外辅导上的费用每月超过50万韩元（约2880元人民币）。该国高中生当中，接受课外辅导的比例高达85.6%，学龄前儿童接受辅导的比例也高达50.9%。

　　

　　远在英国，过度的课外辅导与培训也在困扰该国的学生和家长。按照《卫报》的说法，英国的中产阶层家长也“非常担心孩子们失败”，所以“给他们报所有能报的班”。家长之间的同辈压力，在他们中间无形塑造了所谓的“你有我也有”（must have）文化——家长竭尽所能地让自己的孩子掌握所有的新鲜玩意，电子产品和参加各类培训，总之，“不能落后”！

　　

　　在美国的皮尤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曾在2015年发布过一份名为《美国家长》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美国有一半的家长送6-17岁大的子女参加过各类课外辅导活动，有54%的家长说他们送他们的孩子去参加过音乐、舞蹈或艺术培训，有36%的家长送孩子去接受过常规的与学术有关的辅导和培训。

　　

　　

　　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社会学家Barbara Ehrenreich在分析该国中产阶层的世界观转向时，曾提及他们“担心失败”（the fear of falling）的心态。当代中产背景家庭的教育观和他们孩子的“苦”倒是可以从这一解释中寻得一些根源。

　　

　　在当代，中产的立身之本在于他们自身专业化的工作。进入这一群体也需掌握一定的专业化知识并进入相关领域，这也是这一群体捍卫自身地位，排斥一般人进入自身所在群体的重要手段。

　　

　　问题是，专业知识本身又不同于拥有金钱和资产。后两者是上层人士较为有效的社会排斥手段，并且难以被其他社会群体的人轻易获得。这就意味着在自身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设置了一道有效的藩篱。

　　

　　但中产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本身实际上是向所有人开放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哪个社会阶层的人士都能通过系统学习掌握专业知识。对于中产和他们的子女而言，这一情形的确有些恼人，因为不比硬性的资产，专业知识堆砌起来的壁垒并不坚固。

　　

　　与来自底层社会群体的人比较起来，他们最大的优势除了是交得起学费以外，可能就是有闲暇参与大量的拓展式的学校之外的教育活动。

　　

　　对于中产而言，在为子女创造竞争优势时，人际网络，申请学校时能较方便地找到推荐人，还有考试方面的经验可能算是另几个优势。当然，比起其他社会阶层的子弟，他们的子弟也许更有可能获得那些受过教育并在学校里工作，那些几乎信奉相同价值观中产教师的垂青。

　　

　　但是，垂青并非等于走后门。因为这一阶层人士的社会声望，其部分基础植根于他们获得社会地位的过程——他们通过自我奋斗获得相应地位，专业化工作的选拔基于贤能主义的标准。

　　

　　因此，中产树立用来彰显自身地位、限制其他人大量涌入的门槛实在难以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对他们而言，要在子女身上再制自身的社会地位，也是件难以掌控的事。

　　

　　生孩子是一件事，在社会结构日趋刚性，向上层社会流动愈来愈难的历史条件下，抚养他们成人、让他们在教育系统中摸爬滚打20年，变得足够优秀，并最终维持中产的地位不变则是另外一件事。除了投资教育，不断给孩子压力，让他们走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以外，似乎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