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中午，广州番禺区一名11岁的女孩上学途中被杀害。次日，19岁的嫌犯韦某返现场时被当场抓获。经警方核查，他曾于2010年在家乡掐死一名男孩，因作案时年龄未满14周岁依法不负刑事责任。2011年，他在家乡又因持刀伤害小女孩被判刑6年。小小年纪，屡次犯案，人们呼吁反思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戒问题。

　　

　　近些年来，青少年恶性伤害事件时常见诸媒体——动辄扒人衣服、打人耳光，甚至拳脚相加，将人往死里打……毫不夸张地说，这类事件已经成了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孩子犯错误，连上帝都会原谅”，考虑到未成年人身心均未发育成熟，法律对他们的惩戒基本遵循了保护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形，从一般累犯的范围中予以排除，即普通人在刑满释放后5年内再次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应作为“累犯”从重处罚；而未成年人是一个例外，哪怕第二次犯罪时已经成年，只要第一次犯罪时还是未成年人，就不适用“累犯从重”的规定。因此，韦某虽然之前有过杀人、故意伤害的罪行，但是依现行的《刑法》，这些“前科”将不能使其作为“累犯”来加重处罚，这也是韦某能够得到减刑释放的重要缘由。

　　

　　确实，不存在天生恶人，一些未成人之所以作奸犯科，往往是因为涉世未深，不明事理。而且，“重教轻罚”体现了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也是法治文明的体现。

　　

　　但是，对于那些主观恶性极大，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的未成年人，教育往往是苍白无力的。因此，我们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理想状态，必须积极寻求对策应对感化教育失败的后果，而立法严惩无疑是最佳弥补措施。否则，由于犯罪成本过低，未成年人施暴就会演变成“法外之地”，甚至形成可怕的“破窗效应”，其危害恐怕并不比成人犯罪小。“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在青少年犯罪低龄化成为不争事实的今天，如果还是一味强调未成年施暴者的特殊权益，这样的法规难道不需要重新审视吗？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今天，如何通过法律手段遏制未成年人犯罪行为，是一个必须正视的话题。或许我们可以学习国外一些做法：适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更加细致科学地划分未成年人的年龄阶段，对犯罪予以区别处罚，特别是主观恶性较强的犯罪，应当严惩不贷，绝不能姑息养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