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PEW民调曾追踪了美国家长在孩子身上花的时间，发现一个惊人的变化：1965年，美国大致还属于家庭主妇的社会。母亲们平均每周仅工作8小时，带孩子10小时。父亲们工作42小时，仅仅花2.5小时跟孩子在一起。父母加起来，在孩子身上花12.5个小时。到了2011年，美国已经转化为双职工的社会，母亲们每周平均工作21小时，父亲们37小时。父母的总工作时间，每周从1965年的50小时上升到58小时。按说，在家的时间少了，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也应该相应减少。但是，每周在孩子身上平均花的时间，母亲们上升到了14小时，父亲们上升到了7小时。总计21小时，比1965年多了8.5小时。

        如此显著的增长，并不仅仅是些简单的数字，而意味着亲子关系的重要变化。当然，这种变化，在不同的阶层和群体里表现不同。著名社会学家AnnetteLareau提出了“协同教养”（concertedcul-tivation）的概念，用以界定中高产阶层的教育方法，并将之和劳动阶层子弟的“自然成长”进行对比。所谓“协同教养”，首先是中高产的父母把孩子的生活高度组织化，通过一系列系统的训练，如足球、舞蹈、音乐或各种社会活动，来刺激孩子的成长。同时，家长在组织孩子的生活时，自己扮演的是孩子们的伙伴，双方处于平等关系，让孩子学会对家长或者老师进行质疑。相比之下，劳动阶层的家长没有时间来组织孩子们的生活，因此他们的孩子被归入“自然成长”之列。在这种家庭中，大人和孩子之间界限分明：大人习惯吩咐孩子去干什么，质疑大人的权威是不被容许的。

        AnnetteLareau的结论，已经被一系列研究所印证：“协同教养”教育出来的孩子，长大后和权威、机构打交道比较有信心，经常通过提要求、讨价还价，使规则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孩子的学业表现比较优异，日后事业也相对成功。劳动家庭出来的孩子，则只知道干别人吩咐的事情，不知道质疑和讨价还价，学业表现比较差，事业也往往不成功。

        AnnetteLareau的研究，解释了美国的贫富分化已经深入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有通过教育把这样的分化一代代固化下去的倾向。这实际是美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她也解释了“协同教养”在教育领域本身的有效性。我在《一岁就上常春藤》一书中，基本上所宣扬的就是这种教育原则。用我的话来说，这种“协同教养”是讨论班式的，那种劳动阶层的“自然成长”，则是上大课满堂灌式的。我当时所针对的现象是：中国的大部分中高产，实际上还是恪守美国劳动阶层那种“自然成长”的育子原则：让孩子听话、满堂灌、死记硬背、把家庭教育的责任外包给各种培训班和“名师”。

        “协同教养”的有效性是很难被否认的。但是否有些矫枉过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之三思。首先，“协同教养”的一个核心，是家长把孩子的闲暇时间都高度组织化，并纳入一个严格的框架中。童年、少年、或青少年无忧无虑的玩耍，已经不再单纯，背后都有家长当推手，都有特别设定的目的，比如培养“领导力”等等。孩子把家长视为平等伙伴，这似乎是让孩子能够更为独立。但结果往往是，孩子的每一步生活规划，甚至写篇作文，都要和家长讨论，潜移默化地发展出一种依赖症。有位临床心理医生在《大西洋月刊》上曾写过一篇文章，讲到许多在如此完美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最终成为自己的病人。其中有一位就说：自己感到抑郁，大概是因为一切太完美了。她希望挑家长的毛病，但一点也挑不出来。家长给了她一切，而且从小就让她发展“自我”、质疑家长和老师、从来都尊重自己的决定。问题是：她现在都搞不清出所谓自己的决定是不是真代表她自己。

        总之，这代人的家长，当年也许就是“反叛一代”：他们知道自己不满，也知道谁压迫了自己，很容易锁定反叛的目标。但到了他们的孩子，这一代人自己郁闷都不知道为什么，想反叛也不知道该反叛什么。他们从小被鼓励质疑权威、视成人为自己平等的伙伴。但长大后，他们则驯顺得出奇，按部就班地过着家长们希望他们过的生活。（作者为美国萨福克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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