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年多来参加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研讨会之类的活动，经常从一些教师和学校领导口中听到关于“5+2=O”的抱怨，意思是学校对学生进行五天的正面教育，还抵不过双休日两天的负面影响。初听之下，似乎很有道理；听得多了，免不了要多想想、细想想。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里面还真包含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呢！

　　“5”与“2”能够割裂开吗？

　　“5+2=0”的说法有一个价值预设：“5”和“2”是截然分开的，即学校生活与社会、家庭生活是截然分开的两种生活。果真如此吗？或者说，学校生活与家庭、社会生活能够割裂开吗？

　　“5+2=0”的论调将受教育者的生活从时间上切割成“5”天与“2”天两个时间段，背后则是空间上的切割：在校与不在校。这种将受教育者的生活简单地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切割的做法，看似合理，实际上却有悖实际和常理。生活是流淌的、互渗的。学生在走进学校大门的时候不可能将家庭和社会生活“寄存”在学校大门之外，“赤条条”地走进学校，他们必然会将家庭和社会生活的体验和积累带入学校。在一定意义上，学校生活是儿童社会生活的延续、展开和提升。儿童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体验和收获作为人格和精神积累隐含在其生命之中，会在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出来并得到改进、拓展和完善，成为学校教育的前提、内容和主题。因此，可以说“5”中有“2”，我们否定了“2”，实际上也否定了“5”。

　　另一方面，学校生活也向家庭和社会生活回流与渗透。儿童在学校生活中的所得，也会带回到家庭和社会生活之中。我们都知道，儿童往往将老师的要求当成“金科玉律”，在家里和校外，动不动就“我们老师说……”，也就是说，儿童作为一个整体的人，自然会将学校场域中所学到的东西带入家庭和社会生活之中。在一个学校影响力无限膨胀的年代，这一点尤其明显。比如，学生回家了还要没完没了地写作业，家长成了教师聘请的免费作业监管人，课堂恍惚搬进了家庭。即使是周末，学生在写完作业之外，还要参加这样那样的补习活动，学校的课程表恍惚排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因此，“2”中有“5”，否定“2”实际上也否定了“5”。

　　杜威认为“学校即社会”，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学校和社会之间不能分割的血肉联系，在一个世纪之后，我们仍然有必要重温杜威的这一经典论述。

　　如果说我们前面的论述是从儿童生活的连续性的角度揭示了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不可切割，那么杜威则从学校教育功能的角度揭示了学校与社会的不可切割。学校本身是一个社会组织，学校教育是一个社会过程，那么学校生活就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其功能与价值恰恰在于对社会生活的改造，“简化和整理所要发展的倾向的各种因素，把现存的社会风格纯化和理想化，创造一个比青少年任其自然发展时可能接触的更广阔、更美好的平衡的环境”。[4]如果与社会生活切割开来，学校教育的这种社会功能如何发挥？

　　如果“5+2=0”，责任在谁？

　　“5+2=0”说话的一个潜台词是：学校在道德教育方面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之所以效果不佳，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环境的恶劣。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种说法的内在动机都是责任切割，将学校从道德教育效果不佳的窘迫中解脱出来，将责任一股脑推给社会。我们不禁要问，道德教育效果不佳，或者说效果不能持久，真的仅仅是社会的责任吗？学校难道真的没有责任？

　　即使“5+2=0”是真的，学校免责的前提条件在于“5”的完美，即学生在校的5天里受到了良好的、有效的道德教育。事实果真如此吗？对学校进行的道德审视已经发现，从宏观上看，学校在给学生道德上正面影响的同时，仍然存在着大量的负面影响。比如，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校长的治校经验之谈：“抓考试要抓出血来，只要不死人就行！”多么恐怖的言论！让人不禁想起我们国家屡出命案的小煤窑窑主：“抓开采要抓出血来，死人有什么关系！”这会给学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为什么只去指责“2”，而不反省自己的“5”？我在一本书里说过，“不可否认，当今的学校生活对学生人格的发展有许多正面的影响，但从批判的角度看，当今功利、成人主义和控制性的学校生活也‘告诉’了学生许多‘道德原理”’：（1）自己是最重要的；（2）关键在于比别人多学了多少；（3）盯着别人的缺点；（4）抢占有利位置；（5）集体是精英的舞台；（6）顺从权威；（7）弱者不值得同情；（8）说和做是两回事。对学校教育中这些隐含的负面价值，学生有自己的“选择”，虽然不会全盘接受，但要说一点也不受影响，同样是不现实的。

　　从微观上讲，学校生活中同样存在着大量不道德的现象和行为。比如，在小学，小学生只要见到老师就要行队礼，而大多数教师却不回礼；很多老师对部分所谓“差生”十分看不上眼，动辄斥之以这样的语言：“笨蛋！”“傻瓜！”“蠢死了！”“猪脑袋！”“笨得像猪一样！”“脑子进水了！”“榆木疙瘩！”……这样一些恶言恶语很多老师都说过，甚至成了一些老师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不顾法律对学生隐私的保护，强行批改学生的日记，鼓励学生在日记和作文中编瞎话；在公开课上公开造假，彩排一次又一次，甚至事先安排好提问对象，让其将问题答案背熟……也就是说，学校教育在进行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在以另外的方式消解自己的教育。不是“5+2”的问题，而是“5”自身的问题，或者说在学校生活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开始对我们的正面教育做“减法”了。

　　似乎有一个定式，一谈到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问题，教育从业人员往往痛心疾首，控诉社会不良风气对青少年的毒害及这些风气对自己教育的冲击，似乎我们做得很好，责任全在校外。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不良文化确实对未成年人造成了很多影响，为学校道德教育制造了障碍、增加了难度。但以上分析表明，学校教育本身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自身就给了学生诸多负面的影响。因此，在未成年人的道德成长问题上，学校不能将责任推给社会，而应从自身做起，反省、梳理、改变自己的教育行为，时刻保持道德上的警惕，以免给学生负面的道德影响。不管社会环境如何，学校应该将注意力主要放在搞好自己的工作上，首先将“5”的功夫做好。如果学校在学生心灵中筑起了一道“防火墙”，不也可以抵御社会上的一些不良影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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