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身教”“言教”结合
晋朝时期，有一个叫刘实的人，山东高唐人，曾任河南尹丞、太尉等职务。少年时代，他家靠卖给牛蔽寒用的“牛衣”维持生活。即或生活如此艰难，他还是非常好学，后人称赞他是：“手约绳，口诵书，博古通今”。他一边放牛，一边读书，终于成为非常博学的人，曾著有《春秋条例》一书；而且品德高尚，行为检点，“清身洁己，行无瑕玷”。
据记载，有一次，刘实有事散骑常侍石崇家里去。石崇劫夺客商而积财产无数，与贵戚王恺、羊秀等人争相奢侈，互比阔气。他家豪华无比，就连厕所都像宫殿一般。
刘实上他家的厕所，一步跨进去，就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墙上挂的是锦秀帐帷，摆着的是华丽的被褥，还有美貌的丫环，捧着香囊侍立两旁。见此情此景，刘实赶紧退了出来，以轻蔑的口吻对石崇说：
“对不住，我错走进你的内室去了。”
石崇听了，洋洋得意地说：
“你没走错。你进去的，那正是我家的厕所呀！”
其实，刘实知道自己并没有走错，他说：
“我知道。不过，请你原谅，只是贫士一生俭朴惯了，不愿意上这样豪华的厕所而已。”
刘实的品行，表里如一，在外面和在家里都是一样。然而，他的刘夏虽然从小就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但儿子和父亲的品行却是完全两个样。刘夏为官贪赃枉法，屡屡因贪污受贿而受到制裁，父亲也因此两次受到株连而被罢官。
儿子犯了罪，清正廉洁的父亲也跟着被罢官，刘实觉得实在冤枉，认为这事不公平。他心想：
“我自己站得直，行得正，为人正直，为官清廉，这是有目共睹的。我又没有纵容我儿子犯罪，更没有教我的儿子去违法乱纪干坏事。儿子犯了法，这和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牵连到我这个做父亲的呢？这也太没道理啦！”
他反过来、倒过去地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通。心里实在憋闷得慌，就跟他的朋友吐露了他心里的疙瘩。那位朋友听了，对他说：
“尽人皆知，你是个出了名的大好人，是个有口皆碑的清官。儿子犯罪，罢你的官，这是株连，你是觉得冤枉。可是，话说回来，你想没想过，你既然是个清正廉洁的父亲，为什么平时不在家里好好管教子女，叫他们学习你的好品行呢？”
面对朋友这样的劝说，刘实却不以为然，不禁对朋友说：
“我的品行端正，是我自己要这样做的，也并不是祖上叫我这样做的。一个人的路，究竟要怎么走，那完全是应当由自己把握的。儿子生活在我的身边，可他们不跟我学，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更何况，我整天都忙于公务，那有时间和机会管教他们呢。”
那朋友听刘实这样说，觉得他对子女教育问题的认识上还是有一些偏差。便毫不客气地对他说：
“你儿子出了问题，当然应当首先是由他自己负责。但作为父亲，你只是独善其身，却不经常启发、诱导子女，这也是不对的。‘身教’固然是重要的，但没有进行必要的‘言教’，‘身教’也不会发挥作用的。你儿子之所以犯罪，不能说与你只知道‘身教’而不重视‘言教’的做法没有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你这个做家长的失职啊！”
那朋友继续说：
“家长的‘身教’与‘言教’，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任何的偏废，都不会取得理想的教育效果的。还有，你说你在外公务忙，顾不上教育子女，这不是一个做父亲的放弃教育子女责任的理由。你再忙，也要设法与子女保持密切联系，要通过其他的方式对子女进行教育。”
知心朋友一番推心置腹的话，使刘实深受启发。他深深感到儿子的违法犯罪，是与他思想上的麻痹大意有直接的关系，自己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认真接受这个惨痛的教训。
从那以后，刘实切实负起了自己作为父亲应负的责任，既注重“身教”，也注重“言教”。在他的培养教育下，其他的子女都成长发展得不错。
我国近代爱国将领、原广东省长朱庆澜先生，把父母首先“样样都要自己先做样子”，称之为家庭教育的“根本法”。他说：“根本法子一错，什么别的教法都是无效的。”这是很有道理的。
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也说过类似的话：“父母对自己的要求，父母对自己家庭的尊重，父母对自己一举一动的检点：这是首要的和最基本的教育方法。”“如果教育者个人有很多的缺点，那么，任何的方法都是没有用的。”
但是，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们接受周围人的影响，并不是消极、被动的，是要选择、取舍的。不仅成年人是这样，小孩子也同样是这样的。
家长希望自己的子女成为什么样的人，不仅自己要以身作则，首先成为那样的人，也要给子女讲清道理，循循善诱，使子女明白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人，并且对子女进行具体的指导。
有的家长认为，只要自己做好了，在行动上无可挑剔，子女就会“自然而然”地跟着去做，以自己“公务在身”、“工作忙，顾不上”为由，放弃必要的“言教”，很有可能会像刘子贞那样，为官清正廉洁的父亲身边出个“贪赃枉法，屡屡贪污受贿”的败家子！
家长的“身教”和“言教”是相辅而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只有二者有机地密切地配合、同时实施，才能互相补充、优势互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取得最佳的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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