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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视点
赵忠心:《谁在炒作天才儿童?》
         发表时间:2017-02-09 10:14:00  文章来源:《中国教育报》 符德新
 
  赵忠心,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中国家庭教育》杂志社主编,北师大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著名家庭教育研究专家。1980年开始专门从事家庭教育理论研究,1992年在我国率先招收家庭教育方向研究生。到目前已出版家庭教育著作50余种,发表了2000多篇文章。以下是他在记者采访中,就家庭教育和当前社会上一种炒作“天才儿童”、“小作家”的倾向,发表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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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大家都关心,出发点各自不同
  
  1980年我开始投身家庭教育理论研究时,这个领域还不大被看重,没有什么人关心。二十年以后的今天,跟过去不同了,家庭教育已经成了大家都关心的事,可以说“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全民族人民都在关心。
  
  但不同的是,各自关心的角度、出发点、动机和意图不同。对每个家长来说,孩子都是家庭里的头等大事,“票子”、“房子”、“车子”、“孩子”这几个“子”当中,首屈一指,“孩子”是最重要的。孩子越少,就越显得重要。家长都希望子女能出类拔萃,获得成功,立足于社会,将来能找个好职业,至少是能有个稳定的职业。为此,不惜豁出一切时间、精力和金钱,加大投入,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材。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各级妇联也都很重视,主动承担指导家庭教育的责任;教育和心理学科的专家、学者和有经验的教育实际工作者,都尽自己所能,积极参与研究和指导工作。
  
  与此同时,某些文化商人也很“关心”、很“投入”,他们以获得经济利益为目标,看到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遍地都是黄金”,都纷纷参与其中,希望从中分到一杯羹。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书籍等媒体也不甘寂寞,一直在争先恐后地热炒热作。
  
  我不给书商当“托儿”
  
  1998年冬,《学习的革命》一书在中国推广发行,号称发行了几百万册。当时有人打电话请我去开座谈会,实际就是“吹捧会”。我说,这本书我只是听说过,但还没看过。他们给我送来一本,我看了看。对请我的人说,我不参加你们的会,我是从事家庭教育研究的学者,不想当这本书的“托儿”。那本被人吹捧到天上的书,实在不怎么样,甚至使我深为反感。学习怎么“革命”?我听着都觉得新鲜。学习从来就是遵照学习的规律,运用科学的学习方法,扎扎实实,通过刻苦努力学习的。从古到今都是这样,“革”什么“命”?怎么“革命”?真新鲜。
  
  就凭我读书和写书的经验,我当时一看就觉得,那本书是不懂教育的外行人写的。东拉西扯,七拼八凑,逻辑混乱,整个是一个半生不熟的大“拼盘”,一般家长肯定是看不懂的。因为连我这个从事了一辈子教育实际工作、研究了几十年教育理论的人也看不大懂,这足以说明作者本人就没弄清楚“学习”是咋回事,还美其名曰“学习的革命”。
  
  那本书当时确实是“火”了一阵。一时间,各大城市成千上万的读者趋之若骛,各个书店如人头攒动,纷纷解囊抢购。家长们都以为买到了这本书,就等于为孩子拿到了“21世纪的通行证”,如获至宝。其实,那是这本书的引进者和推销者在“忽悠”家长。事情哪能那么简单!
  
  当时我做过一些实地调查。我那时经常在师大实验小学门口逗留,询问那些接送孩子的家长,买了这本书以后看了没有?许多家长无奈地直摇头,十个人里看完这本书的不到一个。因为看不懂,犹如花拳绣腿,云山雾罩,像天书,不知所云,让人感到一头雾水。当时我就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学习的革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的文章,指出该书是一本不入流的书,没有多大使用价值和理论价值,不要听信广告上的胡吹。
  
  社会上还有一些人既不是教育专家,也不是商家,什么也不是,没有来头,也参与到这一类炒作中。他们做出了一些“教育产品”,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什么“教育产品推介”座谈会,不管给多少劳务费、车马费,我都不去。我只出席纯粹的真正的学术研讨会。
  
  我们做学者是要讲良心的,坚持实事求是的,有优点肯定优点,有缺点指出缺点。可那些“教育产品”有好多是外行人假装“行家里手”攒出来的,起码的科学性都不具备,甚至是“伪科学”。人家花钱请你去的,你如果实事求是地去说人家“产品”的缺点或毛病,肯定是不高兴的;可让我昧着良心只去说人家想听、爱听的话,无原则地“捧臭脚”,夸赞“产品”“十全十美”,我又做不到。因此,我常常婉言谢绝邀请,借故不出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有些家长望子成龙过于心切,甚至已经达到“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的地步,不管什么法子,只要广告说好,说能把孩子培养成“神童”,就不惜重金,先要试一试,说“万一要有用呢”。这是很盲目的。家长花自己的钱,拿自己的孩子当“试验品”,如此“倒贴”,“商家”倒是乐不可支;可这样对自己的孩子,却是不负责任的,很难让人理解。要培养好自己的孩子,家长首先要有一个正常的心态,盲目行动是要付出代价的。
  
  个体的教育经验,谈不上“教育理念”。
  
  前些年,在长春的一个培训班上,我遇到聋哑女孩XXX的父亲XX,晚上他到我房间长谈了几个小时,说他对女儿实施的是“赏识教育”。我听后,直截了当地说,你使用的所谓“赏识”,顶多是一种具体的教育方式方法,谈不上教育理念。“教育理念”是一种高度抽象、概括的东西,就像“素质教育”,是要经过在若干个实验点上的多次反复实验、论证才能形成的。而且还要形成一整套教育理论,如培养目标、教育目的、教育原则、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途径等等。你只培养了一个孩子,就能“发明”一种“教育理念”,那是很不严肃的,也是不可信的。
  
  他的所谓“赏识教育”,就是伸大拇指,一味地夸奖,甚至还要“任意夸大、无中生有”,可就是不能批评。一味夸奖的做法不是不可以使用,但主要适用于那些弱势群体,如聋哑、弱智、不大懂事、缺乏自我评价能力的小孩子等。由于他们普遍缺乏自信,赏识是鼓励他们的一种方法,夸张一些也是允许的。而对上了学的正常的普通的孩子,就绝不能一味地只说好。应该是有进步就夸奖,有优点就表扬,有缺点该批评时就要批评。比如,幼儿园的小孩子为家长递双拖鞋,家长可以表扬、夸奖,甚至夸张地表扬、夸奖;如果一个上中学的心理发展正常的孩子,也给家长递了一双拖鞋,家长也可劲儿地表扬、夸奖,孩子肯定会很反感,觉得(家长有毛病),是把他当成小孩子“哄”。
  
  有一些家长,孩子上了大学,上了清华、北大、哈佛、牛津,就把功劳都记录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单靠哪一个家长就能把孩子送入大学?别听他们说得头头是道的,哪个孩子考上大学,主要还不是靠各级学校、各位老师的辛苦和智慧!这种贪天功为己有的做法,真不知让人说什么好。我就不信哪个孩子不靠学校,只靠家长能考上大学!
  
  让未成年孩子独自流浪,家长涉嫌违法。
  
  有一次,中央电视台请我去做一个谈话节目,事先不知什么话题。到那儿一听,是谈家长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生存的能力的问题。说南京有一个11岁的孩子刘XX,独自一人到千里之外的长沙,十多天里一分钱不带,随身只带着自己写的书,到车站、旅店、饭店就拿出书来自我介绍是“小作家”。也还真是,就靠这个,没花一分钱在外边过了十多天。
  
  主持人让我发言时,我就实话实说,家长要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生存的能力,这很好。但让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单独一个人出门,家长不陪着,却是违犯《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法律有规定,未成年人不得“夜不归宿”,父母或监护人“不得让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监护单独居住”。这么小的孩子单独出那么远的门,没有出问题,那是侥幸。不值得宣传,也不能宣传;这个“经验”不值得推广,也不能推广。大家还会记得,前几年的一天夜里,因为观看流星雨,一个北京的女孩子没有大人陪着,在凌晨单独出门,就被坏人残忍地奸杀。那是血的教训,我们要记取。
  
  让孩子锻炼可以,但一分钱不带也是不合适的。因为孩子是未成年人,他不能打工;招收未成年人打工,也违法。乘车、住店、吃喝都要花钱。可这个孩子十几天硬是一分钱没花就到了目的地,确实很“精明”。我认为,人精明一点是可以的,但小小年纪要是“过分精明”了,太“市侩”了,就让人讨厌了(说到这里,中央台录象大厅的观众热烈鼓掌)。
  
  我说,要是学这种所谓的“独立生存能力”,那他最好到北京西单附近,跟那些要饭的乞丐去学。这个《谈话》节目结果被我给搅黄了,没有被批准播放。
  
  一些新鲜事儿容易被新闻媒体关注,这很正常。但是,媒体工作者应该明白,“新鲜事儿”不见得都是新生事物。新生事物是代表客观事物发展趋势的,是有生命力的。有的事只是“新鲜”、“新奇”,只有“新闻价值”,没有科学价值、“推广价值”。新闻媒体要对社会负责,媒体工作者要有社会责任感,应该理性选择。像一个11岁的孩子单独外出,这种违法现象不应该赞扬、提倡。因为太危险。未成年人又好模仿,如果孩子们都跟着学,那后果不可想象。
  
  7岁孩子写的,那不叫“小说”。
  
  南京一个7岁的小孩子写“小说”,曾经轰动一时。南京一所私立学校接他去读书,他跟谁也合不来,无法融入社会群体,没几天就退学了,又回到了他家那个小天地。
  
  “小说”是要写社会、写人的,通过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环境的描述来概括地表现社会生活的矛盾。一个7岁孩子,只接触过他的父母,只接受他父亲的教育,很少与外界接触,都没进过学校,连社会生活是咋回事都不清楚,不可能写出小说来。把他写的东西冠之为“小说”,那是不实际的,顶多可以说是“童话”。出版社包装他的作品,赚了一大笔钱,孩子的家里也发财了。这个孩子的性格已经有点扭曲,对谁都严加防范,不信任。记者采访他时提问题,他不正面回答,总是反问记者。他小小的年纪,自视高人一等,没法跟别的孩子一起玩。现在已经出了几本书。一位记者提出要看看他的原稿,出版社说“找不到了”,那可能吗?由此可以推断,是大人对书稿做了加工、包装。这样的孩子,将来走上社会也容不下他人,跟别人很难正常交往、沟通、合作。我真不知道,这孩子的发展前景将会如何?我很担心。
  
  一个人是否成功,不是家长、老师说了算,是社会实践说了算,社会实践是最权威的考察标准。不进入社会生活,多大的本事也是无用武之地。
  
  别把孩子造成“方仲永”那样的“神童”
  
  北宋时期文学家王安石写过《伤仲永》一文,说的是江西一个小小的“神童”方仲永,小时候异常的聪明,几岁时就能作出很好的诗。他的父亲没有针对儿子的特殊情况,及时给予应有的培养教育,而是把孩子当成“摇钱树”,带着他到处表演作诗,从中赚取钱财。结果,他长大后“泯然众人矣”,终究没有逃脱“10岁神童,15岁才子,过20岁成庸人”的厄运。我真担心这些家长(会让自己)的孩子,也成为方仲永那样昙花一现的“悲剧人物”。
  
  不久前,上海一位家长在报纸上,给他那不满周岁的儿子刊登了一个“应聘广告”,想让小儿子做广告“模特”,家长无非是想让孩子早出名。也有的家长,给孩子申请什么吉尼斯世界记录,让孩子过早地成为“公众人物”。还有的家长不惜花重金,拿着孩子所谓的“作品”找出版社出版,也是为了让孩子“出人头地”、“一鸣惊人”。
  
  对于这些家长的做法我却认为,不宜让孩子过早出名,“名利场”不适合未成年人,太早地进入其中,孩子的心从小就变得很浮躁,很难再沉下来,不见得是好事。一般说名利场上的“暴发户”都长不了,往往是昙花一现,稍纵即逝,这已经被许多事实证明了。诸如当年的“小郭兰英”,4岁上武汉大学的“小津津”等。小孩子过早成名,众星捧月,万众瞩目,高高在上,往往会莫名其妙地自以为了不起,傲视周围的一切,藐视甚至敌视周围的人,不思进取,不求上进,最后很可能一事无成。
  
  我国晋朝时期有一个叫卫玠的孩子,长得特别漂亮,眉清目秀,肌肤白嫩,风神秀异,十分惹人喜爱。全家人都觉得他太过漂亮,每次上街都带着他,觉得是一种荣耀。就是由于他长得太出众了,只要一出门就围堵上好多人,争先恐后地要一睹他的风采。结果他再也不敢出门了,每天闷在家里郁郁寡欢,心烦意乱,十分苦恼。由于难以解脱,仅活了二十多岁就早夭了。人们都说他是被“看死”的,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是被“捧杀”的。这种教训应当记取。
  
  中国人太迷信大众传媒
  
  有人说,在市场经济社会,人们有两种东西时刻都离不开:一是空气,二是广告。中国人向来相信报纸、电视,认为是“党的喉舌”,以为上了报纸、电视的就是正确的,就是“中央的精神”,便深信不疑。
  
  我有一位朋友,他是营养保健方面专家,有一次到太行山区的农村去考察,看见当地农民把鸡蛋攒起来舍不得吃,留着卖了买方便面,感到很奇怪。他便问那里的老乡:“鸡蛋的营养丰富,可比方便面可强多了。干吗你们不吃鸡蛋,却要换方便面吃呢?”老乡说:“不是中央号召人们吃方便面吗?”我这位朋友奇怪地问:“中央什么时候说了?”他们说:“中央电视台播的。”原来,老乡是把中央电视台播的销售方便面的广告,也当成中央宣传和提倡的东西了。
  
  这事看起来好笑,实际上它首先给我们的媒体,尤其是中央媒体,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中国人太相信大众传媒了,以为报纸上刊登的,电视里播送的都是中央的精神。而我们的媒体为了增加收视率,报社为了增加发行量,出版社为了多出书多赚钱,有时不分是非真伪,不严格把关,只要给钱就刊播、就出书。这样,就难免会做出些不利于孩子的事情来。
  
  在今天,家长们必须要学会看广告。要知道,“广告语言”不是“合同语言”。“合同语言”是要讲究真实、准确,不会产生误解和“歧义”的;而“广告语言”,一般则是夸张、夸大其辞的,有许多不实之辞。比如,那些增强记忆力的保健品,什么“脑黄金”、“忘不了”之类。北京电视台曾经访问了几个名牌大学的高考“状元”,都众口一词:“吃了某某脑保健品才考上了大学!”实际上,没有一个服用过任何的脑保健品,这明明就是欺骗。再比如社会那些高考复读班的广告,信誓旦旦地许诺保证送学生进入清华、北大。清华、北大难道是他们开办的“私塾”,想让谁进谁就能进?那“许诺”完全是一纸空文,那“保证”只是说说而已,难以兑现,说一百遍一千遍,也不会有法律效应。
  
  大众传媒在今天只是个传播信息的平台,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宣传、娱乐形式。所传播的信息不都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希望大众传媒今后不利于孩子的话不说,不利于孩子的事不做,要增强社会责任感,不辜负人们的信任和期望。
  
  子女发展顺其自然
  
  最后,谈谈我是怎样教育我的孩子的。我和我的夫人都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夫人在北师大实验小学任教,我们是同行。我们对子女的教育思想是“无为而治”。这是道家的政治主张,“无为而治”并不是撒手不管,而是顺其自然,循循善诱,因材施教。
  
  我的女儿上小学的时候就在中央芭蕾舞团学习芭蕾舞,小学五年级进入北京队学花样游泳,后来进了国家队,拿过全国冠军,出国参加过比赛。她当了八年运动员,做了两年教练,后来主动退职考上大学,自学外语,又留学澳大利亚,顺利地拿到了MBA学位。现在在中关村一家软件公司做管理工作,月薪数万元。
  
  儿子中学毕业时说,想先工作,然后边工作边学习。我们让他自己做主了。后来当上饭店的部门经理,又学习饭店管理大专课程,后来跳槽到公司,又学商业贸易。10来年他换了七八家单位,我不喜欢他老调动,说你看爸爸这一辈子就在师大。儿子说现在调动得多,一是说明他有能力,二是表明他适应性肯定强。他说,联合国在中国招文职官员,四条标准里,其中有一条就是要经过6种工作岗位,经历单一的人不适应联合国机关的工作。儿子现在在一家出版社工作,又考上了成人教育本科。
  
  最后,我想再强调几句:家长教育子女的成功经验是有价值的,可以了解一下,学一学。但不要迷信,不要全盘照搬。因为经验是个别的经历,没有经过考核、检验、印证,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都是有一定局限性的。经验是不能反复起作用的,只有规律才能反复起作用。而每个家庭都是特殊的,每个孩子也都是特殊的。经验只可以“参考”,盲目照抄照搬别人的经验,生搬硬套,就像是“邯郸学步”,恐怕最后就连走路也不会了。

  《中国教育报》2002年12月24日   本报记者符德新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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