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太在意孩子们能否成功了，因此把抚养孩子也当成了某种形式的产品开发。……这就是21世纪之初最典型的为人父母方式。”2009年，美国《时代周刊》长文报道了“过度教养”（Overparenting），即父母由于对孩子当下和未来的个人成就有着严格的要求，而过度卷入孩子生活的现象。Overparenting这个词来源于将军麦克阿瑟的故事，据说在麦克阿瑟进西点军校时，他的妈妈也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套公寓，每天用望远镜监视儿子有没有好好学习。

　　

　　但“过度教养”的愈演愈烈还是在现代社会，近年来，这一现象在心理学领域也得到了关注。今天来聊聊什么是“过度教养”，以及它所带来的危害。

　　

　　

　　1965年，美国临床心理学家戴安娜·鲍姆林德提出了衡量家庭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的两个指标：

　　

　　1.“回应”（parental responsiveness），即父母对孩子需求的回应程度。

　　

　　2. “要求”（parental demandingness），即父母对孩子自身成熟、独立、承担责任的要求。

　　

　　此前的研究大多认为，理想的教养模式是父母在“回应”和“要求”两个方面的程度都比较高，即父母一方面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对孩子的需求进行回应，而不是漠视、放纵；另一方面，又要求孩子拥有责任心与独立的人格。这样培养出的孩子普遍具有较高的自我评价，较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和较高的安全感。

　　

　　但“过度教养”行为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表现出非正常的“回应”和“要求”，这被田纳西大学查塔努加分校社会学教授LeMoyne形容为“教养方式没有错，但程度错了”。

　　

　　2012年，澳大利亚学者Judith Locke等人对“过度教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他们对128名学校咨询师、心理学家和精神卫生工作者进行了访谈和案例收集，其中，27%的受访者说过度教养在他们的工作经历中“非常多”，66%的受访者说工作经历中有“一些”这样的案例，只有8%的人说没有遇到过类似案例。

　　

　　基于鲍姆林德的两个维度，Judith Locke对过度教养的不同表现形式进行了分析。

　　

　　首先，在“回应”维度上，过度教养的父母往往都表现出过高的回应程度。

　　

　　高回应的父母，会把孩子当成生活的中心，认为孩子的需求至高无上，将与孩子相关的活动放在家庭活动的第一优先级；另一种高回应的父母则认为自己的孩子应该永远正确、优秀，从而不能接受学校老师或他人报告的缺点和错误。

　　

　　另一方面，他们会将自己过度卷入孩子的生活，在各个方面控制孩子的行为，尤其表现为侵入孩子的隐私，比如溜进孩子的房间偷看日记，检查孩子的短信和电话，并趁孩子不注意时突然出现，看孩子在做什么等等。在这样的家庭成长的孩子，会报告说好像被“监视”。这种父母被称为“直升机父母”：他们就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孩子的上空，时时刻刻监控着孩子的一举一动。

　　

　　

　　一些过度教养的父母对子女有着不切实际的高要求，往往是在学业成绩和在公开场合的表现方面，要求他们过早地担负起不应承担的责任。

　　

　　他们是俗称的“虎妈、狼爸”，为了培养出最“优秀”的孩子，会为孩子制定一系列在成绩和表现上的规范，以及在最大程度上限制“不必要的”活动。比如，要求考试成绩不能跌出年级前五名，不许和成绩差的同学说话，每天必须在规定时间到家，禁止进行看电影、和同伴玩耍等一切娱乐活动，每个周末的时间都要上补习班，等等。他们还会不断提醒孩子做每件事情的时间点。

　　

　　这样的父母要求孩子在本该拥有更多娱乐的年纪就取得非常高的成就，并会根据孩子的行为表现施以奖励和惩罚。但他们的奖惩都是有条件的，而不是基于孩子真正的成长。比如，奖励往往是物质上的，而且与分数严格挂钩；不允许孩子在任何事情上失败或出错，一旦失败就会进行极严厉的责罚，比如施以暴力。

　　

　　2. 低要求的父母：

　　当“回应”和“要求”的程度都比较低的时候，家长会被认为是对孩子过度放纵。然而，当父母的要求过低（即不让孩子独立和承担责任），回应程度却过高时，就会陷入过度教养。

　　

　　他们被称为“割草机父母”：为了孩子的成功，会随时赶在孩子前面，像割草机清除杂草一样，帮助他们扫清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他们随时待命，不管是孩子饿了想吃饭，还是有东西落在家里，都会马上送去。为了让学校重视自己的孩子，他们还可能会对学校进行捐赠，给老师送贵重的礼物等。

　　

　　这样的父母不惜一切努力想让孩子取得成功，但又不教会他们独立面对困难，不希望他们承担失败的责任。他们会在很多方面阻碍孩子作为一个个体的成熟，无论孩子长到多大，他们都以抚养低龄儿童的方式教养他们。比如，坚持每天送孩子上学，而不让他们自己搭乘交通工具；禁止孩子和朋友一起出门远足、野营；当读高中的孩子要去参加郊游时，怕孩子会挑食，还要给孩子打包带上食物和饮料；不让已经18岁的孩子接触任何与性相关的知识，等等。

　　

　　与对孩子的要求过低对应的，是对他人的要求过高。低要求的父母有一个典型特征，即他们对学校有着过高的期待，认为学校理应重视自己的孩子，帮助孩子取得成功。特别是，当由于孩子自身的行为和原因造成了失败（如考试失误、竞赛落选等），他们不会责怪孩子，反而会认为是学校老师不重视、竞赛机制不公平等因素造成的。他们把失败的责任推到一切可能的他人身上，除了他们自己的孩子。

　　

　　在一些案例中，父母由于对孩子的要求过低而回应过高，会导致他们无中生有地怀疑孩子患上了精神疾病，或在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可能会反复打电话给学校，说孩子有很多困难，在学校里人际关系不好，精神低落等，希望老师进行特殊照顾，以保证他们好好学习；但学校经过了解，却发现在孩子身上并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有的父母是高/低要求混合型的，他们的心态和行为是矛盾的：在学业成绩、个人成就上对孩子有很高的要求；但他们又不鼓励孩子运用自己的能力达到这样的成就。

　　

　　为了能够达到为孩子制定的目标，他们会帮孩子做出学校、专业、工作等一切选择和决定，在孩子的社交上也要事无巨细地帮忙，比如，有的父母听说孩子和同班同学闹了别扭，就会去学校找到那位同学，或者找到同学的父母沟通，以此来试图帮孩子解决问题。

　　

　　特别是，如果孩子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没有达到要求，或遭遇了失败，他们不但不培养孩子自己面对困难的能力，反而会替孩子找各种理由（比如学校和客观环境等），帮助甚至教唆孩子使用非正常的路径来应对，比如当升学失败时，帮助托关系或用金钱来解决。

　　

　　

　　Judith Locke的研究认为，上述这些方式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以下这些不利影响，使他们更不容易快乐：

　　

　　1. 完美主义，缺乏韧性（resilience）：他们要求完美，总想成为人群里“最好的”，但应对压力、失败的能力比较低，环境中的不利因素和挫败性的事件都可能给他们造成巨大的打击。

　　

　　2. 焦虑：在儿童时期，可能表现为分离焦虑，即与亲人分离时表现出不安、伤心、痛苦；在成长后，他们也一直背负着“成就的压力”。有研究表明，他们得到临床焦虑诊断的概率也更高（Hudson & Dodd, 2012）。

　　

　　3. 对很多事情感到“理所应当”（a sense of entitlement），有时显得不可一世。

　　

　　4. 较低的生活技能，缺乏自理能力。

　　

　　5. 不知道如何承担责任：在需要独立面对一些需要承担责任的情境时，他们会感到不知所措。

　　

　　Judith Locke发现，高焦虑水平的父母容易有过度教养的行为，他们会时时刻刻担心孩子犯错误、遭遇失败或出现安全问题。多项研究表明，在美国、日本、澳洲等地都存在父母对犯罪率估计过高、对环境危险因素估计过大的现象。“现在的父母太担心孩子所可能面对的危险，比如被绑架、被欺负、被分到一个不好的班级，这使得他们做出了过度教养的行为。” Judith Locke表示。

　　

　　看到这里，可能很多小伙伴已经膝盖碎了一地。那么，如何能够减轻过度教养带来的影响呢？

　　

　　过度教养的模式往往是持续性的，不会随着孩子的成长而减轻，很多孩子到了成年早期，甚至过了30岁，还在被父母过度教养着。如果你已经长大，而父母还在对你进行过度教养，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和父母明确边界，坚持有不受干涉和侵入的私人空间，坚持自己解决困难、取得成绩。

　　

　　而如果你已经离开了父母，但仍然被过度教养的后遗症困扰着，你需要建立清楚的自我意识：接受自己，并将人生把握在自己手中。在这个世界上，“最好”永远是相对的，因此，你需要接受自己有时候会犯错，并自己为错误和失败承担责任；你也需要努力去追求和挑战，但必须确定你所争取的是你自己想要的，而不是为了父母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