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乐霞大学毕业后在某部委下属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了6年，一直是“编制外员工”。“这6年，单位几乎每年都会空出一两个编制，但都是有关系、有背景的人顶上来，我干得再好也没希望‘转正’。转不成编制内员工，工资差出一大截，而且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有一年新进来一名家在山东农村的正式员工，吴乐霞起初还觉得，看来转正还是有机会，后来才听说，这名员工虽然家境一般，却是单位领导的亲戚。

　　

　　人民日报曾刊文《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文中的三个家庭面临相同的困境——农村出身的孩子，因为无钱无权无关系，难以进入社会上升通道。知识难以改变命运，就业过程中，“背景”成了重要的衡量指标。

　　

　　当“逆袭”这个充满挣扎和意外色彩的词被越来越频繁提及的时候，不难看出，使用它的人已经感受到了上升通道的收窄。实际上，不只是感性认识，有研究表明，收入水平存在代际间的传递，父辈收入高的家庭，孩子的收入也高，父辈收入低的家庭，孩子的收入也低。

　　

　　西南财经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的四位学者（李任玉、杜在超、何勤英、龚强，以下简称研究者）利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联合执行的中国经济、人口、营养和健康调查（CHNS, China Economic, Population, Nutrition and Health Survey）所得数据，对父亲收入如何影响子女收入进行了实证分析。

　　

　　20年的数据显示，在不同收入地位的家庭中，子女之间存在显著的收入差距。父亲收入高的子女，其平均收入是父亲收入低的子女的1.76倍。

　　　　

　　在研究者的具体操作中，“家庭收入地位”是指子女在15-18岁期间其父亲的收入地位。其中父亲收入位于20%分位点以下定义为低收入家庭，位于80%分位点以上定义为高收入家庭。

　　

　　随后，根据长期跟踪的数据，研究者将父亲的收入分位数信息与他们子女成年后的收入、职业和相关人口学信息进行匹配。（为了方便对比，20年的收入数据已通过通货膨胀率调整为2009年的可比收入）

　　

　　在最终的2677对“父亲-子女”样本里，低收入家庭中，父亲平均年收入仅为727.83元，子女平均收入为6732.192元；高收入家庭中，父亲平均年收入为11683.56元，子女平均收入为11856.34元（随着收入分位点的提高，收入的标准差也在增加，层内的收入差距扩大）。

　　

　　高收入家庭子女平均收入是低收入家庭子女收入的1.76倍。

　　

　　*为了确保研究的可靠性和稳健性，研究者又使用不同的方式定义高、低收入家庭；使用子女不同的年龄段作为家庭收入地位的代理变量；对农村和城市样本分别进行分解……五种检验都支持研究的主要结论。

　　

　　收入水平的显著差距只是其中一个结果，实际上，在教育水平、就业单位类型等方面，高、低收入家庭子女之间也存在着巨大差异。

　　

　　这正是影响收入水平在代际间传递的主要因素。

　　

　　一是父亲收入对孩子教育背景、职业类型的影响，二是劳动市场的回报。这两个途径左右着贫富家庭孩子的收入。

　　

　　首先，爸爸的收入不同，孩子成年后的教育背景和职业类型就会不一样。具体来说，爸爸收入比较好的孩子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更良好的教育背景。在研究者据以实证分析的样本中，“富爸爸”的子女拥有中等职业技术和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均大于“穷爸爸”的子女。这是因为，富爸爸可以将更多收入投到对子女的教育上，子女可以拥有更多更好的教育资源。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将直接影响到收入在代际间的传递。另外，还有研究表明，孩子就业的职业类型也与家庭收入背景相关，比如父辈的政治资本差异会导致 “官二代”和 “非官二代”之间的工资差异，即使同样拥有大学文凭，家庭出身更好的大学生会在劳动力市场中找到更好的工作。

　　

　　另外一个影响途径是劳动市场的回报。在一个比较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中，制度不会阻止人们获得与他们才能相称的地位——如果两个人拥有着同样的教育水平，他们应该获得同样的回报。但是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研究显示，子女大学收益以及收益率都受到家庭收入的影响，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收益和收益率明显低于中高收入家庭子女。

　　

　　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在北京做家政的肖梅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是让考上县重点高中的儿子儿子继续读高中、考大学？还是干脆去念个技校、过两年出来打工？

　　

　　她希望儿子能有美好的前程，不当农民或者农民工。但是她也考虑到，儿子未必能考上北京大学这类顶尖名校。如果最终只考上四川省内的普通高校，父母辛苦在外打工供其读7年书，将来可能还是找不到好工作。

　　

　　“我们村里这样的人家多了。大学也读了，花了家里六七万元，结果毕业后找不着好工作，也是一样在外打工，户口还是回老家。我租房的院子里，也有七八个大学毕业生，有甘肃的、有河南的。念了大学，还不是一样卖保险、搞推销，这几天有工作、过两天又没工作，挣得还不一定有我多。”

　　

　　国际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将人力资本定义为——个人拥有的能够创造个人、社会和经济福祉的知识、技能、能力和素质。研究指出，父母对子女在教育上对投入，将直接影响到子女的人力资本，进而影响到子女的收入。

　　

　　那么教育投入不同导致的人力资本的差异，与劳动力市场的回报差异，这两者哪个对子女的收入差距影响比较大？

　　

　　研究者模拟了“穷爸爸”子女在拥有与“富爸爸”子女相同的特征分布情况下，他们的收入分布情况。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决定机制是相对公平的，差距主要来源于爸爸们对子女人力资本投入不同带来的教育水平差异。

　　

　　学区房热、留学低龄化等中产关于子女教育的焦虑自有其现实来源，而很多穷人的孩子们已然输在了教育的起跑线上。

　　

　　研究者进行分析的是父亲的收入，这一收入在该实证研究中采用的是来自20年共8期CHNS计算和提供的个人单年收入，并不包括房产及金融等财富。

　　

　　而在当下的中国，由于房价的快速攀升，居民的财产差距越来越大，其差距扩大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收入差距。继承富爸爸房产的孩子，不用将工作收入计算在内，在财富上就已轻而易举地与穷爸爸的孩子拉开了差距。

　　

　　去年4月，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发展乡村教育，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现实依然严峻。父辈的资源通过代际传递影响了子女个人的职业选择、收入和财富积累，子女的个人努力在改变自身命运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社会阶层的固化将会让低收入人群越来越看不到希望。这将会构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要使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摆脱低收入“陷阱”，需要致力于减少因家庭收入差异造成的子女特征差异。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为低收入家庭子女提供公平的教育和就业机会。

　　

　　而这背后，还要考虑当下中国的复杂背景，从多个方面缩小爸爸们的收入和财产差距。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曾在接受财新采访时指出，合理地缩小财产差距，需要要完善资本市场，消除资本市场的垄断、扭曲和不完善所带来的暴利；需要杜绝官商勾结和权力寻租；需要加大反腐力度。

　　

　　此外还要把收入分配政策和财产调节政策纳入到一个系统的政策体系。这两方面相互影响，需要相互协调解决。

　　

　　从缩小财富差距的角度看，还需要加强再分配的力度，有效的政策包括财产税或房产税、遗产税。

　　

　　最后是给无产者和低收入人群创造增加财产的机会。一是增加他们的收入，二是享有更多，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以增加其储蓄和金融资产，三是控制住房价格，让他们有能力拥有自己的房产。农民基本上都是少财产者或无产者，增加他们财产的一个有效办法是土地制度改革，不仅使他们获得土地的经营收益，而且能够从土地交易中获得土地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