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故事，同样发生在民国，同样发生在中学。

        第一个故事是流沙河先生给我说的他高中时代的一段亲历——

        一次我和沙河先生聊天，说到学校的学风。他说：“我们是那时候，学校风气非常好。我读高中时，每次考试学生都交叉坐，就是你的座位四面都是其他年级的学生。没有监考老师，不用监考。只有教室门口有一个工友负责收试卷。”

        我很吃惊，想到现在的所谓“诚信考试”，其实民国时期就有了。我问：“没人作弊吗？”他说：“没有人作弊。我在高中阶段只经历了这么一件事。一位郫县的姓杨的同学，成绩好得不得了。那次化学考试，当时是出五道题，选做四道，每道题25分。这个同学成绩非常好，很快便做完了四道。看到还有时间，便把第五道题也做了。做完后提前交卷就走出了教室，刚走出最多10步，但已经走出教室门了，突然想到第五道题有一个错误，就是这道题是要求计算容积的，因此单位应该是立方，可他粗心写成平方了。但他想起来了，便回教室把试卷翻开将2，改成了3。就这个举动，被认为是作弊。一部分学生去找校长，一部分学生帮他捆铺盖卷。当天便开除了。”

        我说：“这时如果放到现在，肯定很多人来帮着求情。”

        他说：“那时谁敢求情？还有一位县长的儿子，经常欺负同学被老师批评体罚，不敢回家告诉父亲。因为如果父亲知道了，这学生还要挨一顿打。”

        第二个故事其实早已流传很广，不过我愿意在这里再说一遍——

        1941年，重庆南开中学举行毕业考试。面对物理试卷，学生谢邦敏一筹莫展，虽然他极富文学才华，但数理化成绩一直很糟糕，最后他不得不叫白卷，可是他又心有不甘，便在试卷后面赋词一首，调寄《鹧鸪天》：“晓号悠扬枕上闻，余魂迷入考场门。平时放荡几折齿，几度迷茫欲断魂。题未算，意已昏，下周再把电、磁温。今朝纵是交白卷，柳耆原非理组人。”

        这事放在今天，除了给零分还有什么结果呢？何况当时判卷的物理老师是魏荣爵，其教学水平之高、教学态度之严谨都是有口皆碑，决不是不负责任胡乱评分的人。但是，魏荣爵却也赋诗一首：“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使这位偏科的学子得以顺利毕业，并考入西南联大法律专业，后来登上了北大讲坛，1949年后曾是北京第一刑庭庭长。

        这两个故事该如何评价呢？

        第一个故事不可谓不“严”——岂止是“严”？简直就到了“苛政猛于虎”的程度！为什么就不“宽容”一点呢？教育的“人性”哪去了？是“以人（学生）为本”还是“以事（考试）为本”？难道不怕中国失去一位未来的科学家吗？当然，这事放到今天，更多的校长和老师会想，万一孩子想不通跳楼怎么办？

        第二个故事不可谓不“松”——岂止是“松”？简直到了“用人情代替规则”的地步！为什么要视制度为儿戏？教育公平何在？如果都这样宽容，学校还没有起码的规矩？如果社会也如此，那不乱套吗？对这个孩子放一马，那其他学生——用今天很流行的一个词——“情何以堪”？

        从另一方面看，两个故事都有道理的。前者虽然开除了一个孩子，中国少了一个可能的科学家，但严肃了考纪，端正了校风，为更多未来的人才提供了良好的公平的学校环境。后者虽然“便宜”（实在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其实，是阅卷先生单为这学生作弊）了一个孩子，但却为他的未来开启了一个无限广阔的空间，或者说展示了无限多的可能性。

        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的第一个孩子不这样宽容呢？难道他就不配有“无限广阔的空间”吗？

        请注意，第一个孩子处于公开状态——考场所有学生都看见了；而第二个孩子处于私密状态——只有他和阅卷先生知道。放纵第一个孩子，无疑会损害规则（纪律）的尊严，并动摇学校的教学秩序，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以一个学生的前途换取制度的权威以及所有学生的公平，虽然有些残酷，值！而宽容第二个孩子，在当时没有其他人知道，并不会产生什么消极的连锁反应，更不会造成什么“恶劣的社会影响”，相反会挽救一个孩子的未来，该！

        什么时候该坚持制度——所谓“法不容情”，什么时候可网开一面——所谓“法要容情”，这简单的问题却蕴含着教育的全部秘密，把这个分寸把握好了，就懂得了教育。有老师会问：“究竟怎么把握这个分寸呢？”别问我。永远没有统一的答案，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

        不然，我们为什么爱说“教育是心灵的艺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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