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绝岭：我们的职业教育问题也不少。虽然中国有蓝翔技校这样知名度颇高的职业学校，但职业教育的发展却不乐观，而当下中国很多领域缺少的正是这种技艺型人才，两位老师对发展职业教育有没有什么建议?

        项贤明：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社会分层，通俗地讲，就是进入职业教育轨道的青年人后来都进入了社会底层。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家再加大投入，包括搞什么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立交桥，设立职业教育研究生学位等，除了给进入职业教育学校的青年人多一两次逃离职业教育的机会外，都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如果我们通过立法，调整社会阶层利益，让职业教育学校毕业的学生在社会上能够获得很好的收入和很好的地位，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那么，根本问题就得到了解决，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也就有了希望。

        邓晓芒：这个问题我没有特别好的建议。一百年前皇帝倒台以后，似乎任何一个人都有了当皇帝的机会，这样，随着贵族精神的消失，平民精神也式微了，人人都想凌驾于别人之上，而不甘于做人下人。于是，大学扩招给每个年轻人展示了一个诱人的前景，是他们在这个社会中上升的唯一通道。以前平民百姓还相信“行行出状元”，“一招鲜，吃遍天”，现在靠一门技术立身几乎没有翻身的余地。其实，中国真正的职业学校不是蓝翔之类的技校，而是工科院校，甚至综合性大学也成了职业技术学校，不同的是它们教的不是具体操作，而是实验室的技术以及写“论文”的技术，另外它们还可以发标志身份的文凭，今后进国营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直接进入仕途，都有了起码的台阶。

        凌绝岭：与此同时，很多用人单位觉得，各大高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多少有些眼高手低，这是不是说明现在的人才培养模式出现了问题?

        邓晓芒：眼高手低是高校政治挂帅的结果，因为中国政治历来就是眼高手低，一个是抢占道德至高点，一个是大而化之，蔑视技术工作，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以前明朝政府治不了倭寇，清政府败于庚子、甲午，都是重政治(道德)而轻技术的先例。用这套模式教育大学生，不但在实际生产中导致不堪任用，而且一旦国家有事，这些人也很可能因囿于“政治正确”而空谈误国。即使满腔报国热情，也只有“闲来无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项贤明：这个问题恐怕还没那么简单。我认为，其中既有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也有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因素，包括有些用人单位的观念需要更新。实际上，大学本身不应当把就业当作其教育目的，而是要培养独立思考的精神、勇于探索和创新的勇气、通过创新解决新问题的能力等。过于功利化的大学教育，不可能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道理很简单，社会变化日新月异，大学一年级学的知识或技能，可能还没等毕业就过时了。综合素养提高了，学习能力增强了，眼高手也高的人才也就培养出来了。

        教育不平等，背后是人的不平等

        凌绝岭：眼高手低，我想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刚才邓老师提到过：我们的大学特别是一些文科专业，有“混文凭”的传统。很多大学生进了高校似乎就高枕无忧了，不用说学术和研究，很多人甚至连最起码的学业任务都没法完成，两位老师能否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谈谈感想?

        邓晓芒：文科现在是二等专业，从高中分文理科就定下来了，大学里面只有理科和工科有一级教授、院士，文科没有。文科大都是一些学习成绩上不去的孩子，在中学就自觉低人一等。到了报考大学，最热门的是法商、管理、新闻，其次是中文、历史，最不济的就是哲学了，多年来很少有第一志愿报考的，通常一个班有一、两个，近年来多了点，也就四、五个了不起了。没有兴趣，当然就只好混文凭了。所以我在大学里面多年教学，感觉自己所做的事情主要就是勾起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其他的都还谈不上。一般要到研究生，甚至博士生、博士后，才能和他们中的少数人进行真正的学术交流。中国的文科到目前这个地步，可以说是尸居余气，只等埋葬了。

        项贤明：总的来说，这同大学的学生评价标准过低、方法过死不无关系。造成这种局面，高度行政化对教学和评价过程无孔不入、无微不至的管控也难辞其咎。相比之下，我国的高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阅读量比西方大学的学生要少很多，有些学生甚至除了考试所依据的教材外，几乎不读什么书。我们把已经成人的大学生当作未成年人管理，不给他们应有的独立性，同时也就剥夺了他们对自己负责的机会。一旦学习上出了问题，最后还是把责任推到学校身上。这种现状，的确不利于高校人才培养。所以，宽进严出，恐怕是我国大学评价改革迟早要走的路。

        凌绝岭：当下还有一个大问题是教育平等，这里面既有城乡的不平等，又有地域的不平等，而在现实中争议颇大的异地高考问题，似乎未见有解决的可能。对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的问题，邓老师有哪些建议?

        邓晓芒：我认为这些问题都是些表面的问题，就事论事地来解决是根本不可能的。真正深层次的问题不是教育的不平等，而是人的不平等。由于人分三六九等，所以地域也分三六九等，城市和乡村，首都和地方，都是不单纯的地区等级，而是政治等级。为什么大家都往北京跑?都往城里跑?因为那里是政治权力中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失去权力就丧失了一切。权力资源带来了其他一切资源，包括教育资源。你向有权力的人提建议，请他们把自己掌握的资源放弃掉，你有提这种建议的权力吗?如果有，你还会提这种建议吗?

        凌绝岭：教育的不平等还体现在单个家庭的收入上，今天，一方面有钱人可以让自己的孩子从小读最好的学校，长大后接受国外教育，而另一方面，穷人甚至给自己的孩子找一个能读书的地方都困难(比如打工子弟学校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相应的经验来缩小这种由家庭收入带来的不平等?

        邓晓芒：国外的经验没有参考价值。本来穷人就应该免费受教育，中国也规定了所谓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其实是名不副实的。至于有钱人可以出国受教育，这个倒是无可指责的，而且是在这个封闭的教育王国中透进来的一丝阳光。现在人们可以“用脚投票”了，国人由此知道国外的教育比我们现行的教育好，更能培养人才。你想想，就算我们真正做到了教育平等，穷人的孩子也能上学了，如果所教的都是一些垃圾知识，培养出来一些批量化的产品，又能好到哪里去?

        凌绝岭：应该讲，这些年不管是各种文件还是在媒体上，教育体制改革的宣示一直不绝于耳，但遗憾的是现实中的改革不仅进展缓慢，甚至在某些领域有了退步，两位老师认为造成这种局面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项贤明：关于教育改革的成败，是十分复杂的问题。放眼世界，你会发现很少有某个国家的某次教育改革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当然，每个国家教育改革失败的原因因其国情而各不相同。就我国的教育改革而言，应当承认在不少问题上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有些甚至可以说是长足的进步，譬如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这一改革目标的初步实现。至于改革中遭遇的阻力、改革的迟滞乃至退步，其原因需要针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邓晓芒：老百姓甚至大学教师觉得教育有退步，这只是底下的感觉，政府也许并不这么认为，反而会觉得大有成效。所以，上面和下面对于大学改革的评价或者评价标准可能是不一样的，甚至相反。大家都在喊同一个口号，但意思却不同，这可能就是原因所在。

上一篇：雷军：不陪孩子，你在忙什么？
下一篇：邓晓芒、项贤明：读书到底为了什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