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开始，香港教育局实行一项教育改革措施，号称“全港性系统评估（TSA）”。其目的，是评估小三、小六，及中三学生，在中文、英文、数学三科的基本能力。这项改革，初衷是美好的，“看起来挺美”。因为TSA不考核孩子的个人成绩，只为了解香港学生的整体水平。

        不过，这项措施，在客观上成了评估学校水平的标准。尤其在当前，因为出生率低，生源缺乏，教育局不时裁撤学校，各学校压力空前，只得加强操练，为学校声誉而战，争取全校TSA成绩优异。

        压力最终还是转嫁到了孩子身上。理论上，对孩子个人而言，考不及格并不影响升级或升学派位，但学校竭力灌输TSA无比重要的思想，让孩子跟着紧张，围着这个考试打转。目前TSA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一，取消低龄的小三TSA，二，TSA考题深难、刁钻。

        11月29日，香港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讨论TSA的问题。有两位三年级的小学生在公听会上发言，痛陈自己没时间玩耍、做运动。香港的学运领袖黄之峰，闻讯后戏言，香港教育局是在逼小学生搞学运。

        整个事件，就我的观察，别看香港家长们抵制TSA民意汹涌，若真取消了，他们会给孩子更多自由玩耍和运动的时间吗？我看未必。他们只会把孩子送去更多的补习班，剥夺孩子们快乐的童年。

        香港的“怪兽家长”比重，远高于大陆家长；香港孩子的学业压力，比大陆孩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我从两地中小学生戴眼镜的比例就可看出。另外，我们小区的游乐场，设施齐全，却极少见到本地学龄孩子玩耍。只有几十个印度孩子，啸聚成群，人欢马叫。心一每天下来玩，只结识了不少印度小姑娘。

        本地学校的课业极重。心一的香港同学，小一在本地小学读书，每天有近十页的作业，要做到晚上十一点。于是，还算开明的家长，把孩子转到了国际学校；这里几乎没作业，便又不甘心了，依然送孩子去各类补习。

        这是一幅香港生活的典型场景：家长拼命挣钱，早出晚归，无暇顾及孩子。孩子们在菲佣的带领下，匆匆辗转于各类补习中心，脸色苍白，眼神空洞。

        香港的补习文化，令我咋舌。有调查显示，近7成的家长送孩子去补习班。香港的孩子从2、3岁起，就开始参加面试培训班，以期升入名优幼儿园和小学。各考试类培训中心更是推波助澜，人为比较辖区内学校TSA成绩，百般营造残酷竞争理念。

        香港的考试类“补习天王”，年薪已达千万。惊得我这从新东方出来的，眼镜碎了一地。当年的老俞扛着麻袋，给老师们发工资，被人叽叽歪歪成了传奇。若换成香港的补习老板，只怕得用集装箱了。

        香港孩子的压力，源于家长的焦虑。家长的不安，又来自社会政经环境。香港经济过于依赖房地产，导致家庭的高收入都被房价消解。同时，香港经济自由度较高，税收低，意味着其社会福利只能满足生存。基本的福利制度，让香港居民虽不至于生场大病就倾家荡产，但要维持现在和退休后的体面生活，只能透支自己，拼命工作。

        中国特有的儒家文化，百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对香港家长的心态也有决定性影响。其实香港的体力工作，工资颇高。我也见到一些年轻帅气的小伙子，送报纸，递快递，当水电、装修学徒工，一样能挣不少钱。可大多数家长，却不希望孩子从事体力劳动。

        这次香港社会关于TSA的强烈反响，并持续发酵，是多年来香港社会和教育困境的集中体现。好在家长有与学校和教育局良性沟通的渠道；各议员也深知解决教育问题深关民心走向，不遗余力，敦促政府优化TSA政策。但家长的心态改变，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香港的孩子们，还得在学校和家长的双重压力之下，继续匍匐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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