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写作、工作、会客及交往异常繁忙，但他在百忙中又十分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对孩子们非常慈爱却又毫不溺爱。梁启超对孩子们特别慈爱亲近，他对每个孩子都有昵称，他常呼大女儿思顺为“宝贝”、“乖乖”，当梁思顺已是几个孩子的母亲时，仍称她“我的宝贝”、“乖乖”，他特别爱女孩，尤爱大女儿。对孩子们的昵称还有达达、庄庄、小白鼻等。当孩子们在幼小时，他常去抱抱亲亲，孩子稍长大后，抽空与孩子们讲讲玩玩，领孩子们到双涛园及海边游泳、钓鱼。1925年7月10日在《致孩子们》信中说：“近来和阿时、忠忠三个人合作做点小玩意，把他们做得兴高采烈。”由此可以清楚看到梁启超与孩子们玩耍的兴致。

        梁启超关心孩子们可说是无微不至的。不仅当孩子病痛时他去亲自看望、电话询问乃至护理，平时甚至对给孩子们做什么衣服，给女孩做何种花色的衣服都十分关心。当他与孩子们分离时，经常给孩子们写信，政事、家事、游记、健康状况乃至内心深处的想法等，无所不谈，“大事小事都不瞒你们”。书信往来十分密切，信中没有干瘪的说教，更没有严厉训斥或硬性规定。梁启超每见孩子稍有进步时，则表示非常高兴，口头表示肯定或给以纪念品作为奖励。每见孩子有思想情绪时，则晓之以理，加以引导。如选择学习专业等有倾向性建议时，亦以商量的口吻，究竟如何办，由你们自己决定。如有分歧意见，也建议他们在思顺处开个家庭会商议着办，信中体现了家庭开放和自由，语气生动、温和，有情有理，孩子们读起来，也格外亲切舒畅快乐，也易于接受父亲的教诲。

        孩子们也及时给父亲回信。梁启超每当接到孩子们的来信，无不兴高采烈，隔几天收不到孩子们来信时，则发出炽热的思念之情，甚至达到发疯的程度，在一次酒醉以后，满纸写的是“我想念思顺”、“我想宝贝思顺”，或怀疑孩子们病了等，感到心情不安。1927年6月15日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说：“三个多月不得思成来信，正在天天悬念”，“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晚年，梁启超病痛不断加深，更盼望孩子们的来信。1927年11月15日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说：“晚日等到了思成的信，高兴到了不得”。海外孩子们也经常想见到父亲的信，“三个礼拜不接到父亲的信就撅嘴了”。由此可见，梁启超与孩子们间有着极其深厚的情谊。

        治学，是梁启超与孩子们书信沟通的重要内容。读书的目的是什么？1916年2月8日《致顺儿》的信中梁启超回答说，“吾家十数代清白寒素，此最足以自豪者，安而逐腥膻而丧吾所守也”。他强调孩子们坚守忠厚为本的家风，不必去巧取豪夺，损伤人格。“但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因此，“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人生在世，常常思报社会之恩”，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至于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管，更不必悲观，“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惟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病毒。”从道理上讲，你们“毕业后回来替祖国服务，是人人共有的道德责任”，但在当时的国内学术环境下，你们在“美国再蹲两三年，也并非不是爱国的，在那里发挥自己建筑艺术上的创造能力”，若能成功也是“发挥本国光荣，便是替祖国尽无上义务”。

        孩子们赴美国、加拿大留学，梁启超当然希望他们取得一流的成绩，归国后成为学科的开创者和一流专家。但是，他对孩子们的学习的要求却是求实的、非常辩证的。一方面告诉孩子们“学业内容之充实，与生命内容之充实扩大成正比例”，但当孩子们感到学习压力很大，唯恐不能升级时，梁启超则勉励他们说：“汝等能升级固善，不能也不必愤懑。但问果能用功否，若既竭吾才则于心无愧。若缘怠荒所致，则是自暴自弃，非吾家佳子弟矣。”并明确告诉孩子们，“求学问，不是求文凭”、“不必着急，只须用相当的努力便好了”，进而使他们自觉努力学习。当他得知孩子们用功过猛时，又及时指导说，“做学问原不必太猛进，像装罐头样子，塞得太多太急，不见得便会受益”，应该“优游涵饮，使自得之”。又告诉孩子们向实践学习，“学问是生活，生活是学问，彼宜从实际上日用饮食求学问，非专恃书本也”。

        当孩子们进入大学科学研究阶段，梁启超知道他们要埋头猛攻与细细咀嚼。他说：“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熳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用去。在熳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有所诸已。”

        学习也不能过于专门化，太单调的学习生活易生厌倦，应该“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或者音乐、美术等”，“兴趣广泛些才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必要时“趣味转过新方面，使觉得换过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使生活灿烂向荣，而且“要跟着潮流求自己职务上的新智识”。

        培养孩子们的独立自主精神，一切尊重孩子们的兴趣，这是梁启超指导教子的依据和出发点。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说，关于当前学习的事业与将来就业发展关系及方向，要各个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贡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梁启超曾热情建议思庄学习国内奇缺又大有前途的生物学。后来当他发现思庄对文学更有兴趣，就同意她转学文学了，要她“自己想想拿定主意”，后来竟成为图书馆学迷。以此培养孩子们创造性的独立生活能力。

        梁启超还特别适时地对孩子进行挫折教育。1923年5月，思成不幸被汽车撞折腿骨住院，至少要推迟一年去美国留学，他为此焦虑不安，甚至急于成行。为此，梁启超专门写信给思成说，“人生之旅途苦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畏。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况国内多预备一年，多读些国学，温习背诵，“亦未尝有损失耶”。

        梁启超既是孩子们的慈父、导师，又是亲密的朋友。正如他自己所说：“在家里头，像你们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得难遇的幸福。”的确如此，梁启超在家庭教育方面做得颇为完善，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方法极为科学。他在教育孩子方法的“度”上掌握得恰到好处。在他对孩子的教育方法中毫无训斥打骂以及必须遵命照办之类，而是充满慈爱、引导、商量之类的语言。爱而不溺；严而不苛；引导而不指令；表扬奖赏学习先进，但不斥责后进，并多加安慰勉励；节俭而不寒酸；既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又积极吸纳西方科学；既有共同的要求，又充分尊重孩子的个性兴趣发展等。处处堪称模范，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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