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命中注定的夏日

        记得那是1948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大概是七月中旬。那时的美国小镇，没什么有组织的活动——没有夏令营，没有游泳池，没有篮球场，没有少年棒球队，也没有电视。小孩从早到晚想玩什么就玩什么，没人管。我们就全靠各自的想象力。当时在每家的后院里，都有我和小伙伴们精心挖掘的复杂的战壕（别忘了，那是二战刚结束不久，战壕司空见惯）。

        可是，即使是最富想象力的孩子所能想出的花招也是有限的，只能支撑我们这帮男孩子玩几个小时，然后我们还要找别的乐子。于是，就有了那个命中注定的夏日——我们在午饭前一个小时就结束了战争游戏。我和另外两个小朋友——他们都是10岁，比我高一年级——斯图尔德和达利,站在我家后院。突然，他们俩向我提出挑战：“我打赌你不敢去哈林格老太太家的园子拔她种的菜。”哈林格老太太有个菜园，她自己称它维多利亚花园，是整条街上最大最好的，这花园占据着她家整个后院，除了最尽头有个鸡窝在我们的战壕保护之下。

        作为男孩子，我可不能不接受挑战，从来不能！没几秒钟，我就像新闻纪录片里勇敢的战士在诺曼底登陆时那样，匍匐前进，爬过作为两家院墙的葡萄藤。我想象着子弹在我头顶上嗖嗖地呼啸而过，冲上了战略阵地——那刚刚除过草的几垄蔬菜地。

        宛如一个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员，我揪起一根又一根胡萝卜，一头又一头洋葱，一个又一个大白萝卜。我从来没体会过如此这般的兴奋，这兴奋来自于明目张胆的破坏，那种毫无顾忌的、让人爽到家的破坏。我完全沉浸在破坏的快感之中，没注意到敌人已经迫在眼前了。我最先察觉的是在前进的方向上有个影子，我本能地抬起头看看天上有没有敌机。可这当口，整个地平线都被哈林格老太太恐怖的身影占据了。

        她在家里的厨房看见我爬过来，也看见斯图尔德和达利在葡萄藤边，一看他们俩正要逃跑，她叫住他们，问道：“你们往哪儿跑？”“不是我们干的，不是我们干的。”这俩人像打机关枪似的把这话重复了几百遍。一轮的子弹发射完毕，他们俩醒过神儿来，开始换上弹药，继续发射：“我们叫他别干，我们叫他别干！”还是我的朋友我的哥们儿呢！“好吧，你们走吧。”老太太发话后，他俩一溜烟地跑了。

        剩下我一个人，独自站在泥里，独自站在被我掰掉的果实的尸体之中，独自站在那显然比自己强大的敌人的笼罩之中。

        父亲的冷静和克制

        老太太把她的战俘押送到隔壁的菜院和房子。我被交送回目瞪口呆的妈妈手里，妈妈一个劲儿地向哈林格老太太赔不是，不光为我的所作所为，简直为我的存在本身道歉不止。然后妈妈转向我，说：“回你屋去，等你爸回来收拾你。”

        我想，当今的妈妈们不会用这种方式处理问题了。可那是40年代的俄亥俄——管教子女是父亲的任务。那会儿的凯多街上，没有一个孩子不被“等你爸回来收拾你”这句话吓得心惊肉跳。或许在这儿我该加上几句。没有任何什么事情比等待，尤其是等待注定的厄运的降临更让人痛苦不堪。我独自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呀等呀，等过那个无比漫长的下午的每一分钟。

        终于，5点14分，传来了我爸爸开车回来的声音。隐约的说话声，通往后院的纱门嘭的一声被打开。他们肯定在考察战斗现场，研究那些（蔬菜）尸体。我妈妈特意要求哈林格老太太原封不动地保留现场，好等我爸爸回来自己看个究竟。

        我爸看过后，后院的纱门又嘭的一声被关上。脚步声往楼上来了。正如圣经里描绘的那样，“整个大地在颤抖”。

        他的声音低沉克制：“你为什么要这么做？”9岁的我，不是毫无智力，我努力想了几秒钟，或许有办法逃过此劫。

        然后开口道：“斯图尔德和达利他们……”我两字还没说完，父亲就打断我道：“是你干的。别提别人。是你把园子里的菜都拔了。你为什么这么做？”接下来的是可怕的沉默。我连自己也搞不清为什么这么做——除了他俩鼓捣我之外，可这个理由已经说不通了，我其他的什么也说不上来。我从未体验过那种没有丝毫声音的静，让人无法承受的静。以十亿秒分之一的速度，我急速地瞥了一眼父亲的面孔，那是摩西从西乃山下来，发现以色列人拜金牛为神时的面孔；那是摩西将要砸碎刻有十诫的法版之前几秒钟那暴怒的面孔。

        “你为什么这么做？”我想不出任何理由，无法解释凶恶的罪行。我回答不出来。最后，父亲用同样克制的语调又问——“你打算怎么办？”我还是什么也想不出来。可怜的我琢磨着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拔出来的菜再插回去，可心中一个声音警告我最好别试。那我能干什么呢？

        终于，父亲开口说：“首先，你把你攒的所有的钱都给哈林格夫人送去。”“我的小猪存钱罐？”我对自己还能开口说话感到既吃惊又有点安慰。“我的小猪存钱罐”是陶瓷的。我从桌上拿下来，倒过来摇了摇，说了句再愚蠢不过的话，“可钱不出来呀。”父亲说：“噢，没问题，会出来的。”他抓起小猪，高举在空中，然后用力砸在地上，钱罐摔得粉碎，里面的零钱四处纷飞。“一分不落都找回来，给哈林格夫人送去。告诉她你对不起她，告诉她从今天往后整个夏天，你每天都在她的菜园子里劳动。”

        于是，我拾起所有的积蓄，整整7块钱的钢镚儿（大约相当于现在的35块）,不小的一笔呀，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攒出来的，一分不差。我看见床上的挂钟指向晚上6点。街上大多数家里的晚饭已经结束了。没人五点半以后吃晚饭。哈林格老太太该出来坐在门廊上乘凉了。所有的邻居都会出来坐在门廊上乘凉。我会成为凯多大街上头条晚间新闻，从现在六点整，从这个门廊传到下一个门廊，传遍整个家家户户。我几乎都能听到人们的议论声：“想想看，这可是凯多大街上百年不遇的大罪呀。”

        我的世界又重返光明

        我捧着放在锡罐里的巨额财富，走了过去——独自一人——朝邻居哈林格家走了过去。我把脸贴在他家前门廊的纱门上，看见了哈林格老太太正坐在椅子上等着罪犯送上门来呢。我敲敲门，“进来。”门廊上，她的儿子哈林格先生站在她身边，还有她的孙子约翰，那个比我大五岁，看上去庞然大物般的14岁少年。他们俯视着我，好比马戏团的观众看着加演的节目里的双头怪人。我就是那变异了的怪人，他们一家安静地、饶有兴趣地盯着，看我结结巴巴的表演。我按照父亲的指示，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了她，向她道歉，并保证整个夏天都在她的菜园里劳动。哈林格老太太无声地接受了，之后只说了句“你可以走了”，便打发我走了。

        我打开纱门走出他家时，感觉到左邻右居前院门廊上有上千只眼睛正盯着我看。当我走下门廊的时候，整个人类历史似乎都停滞不前了。地球上所有的人必定都在充满鄙夷地看着我。我两眼紧盯着地面，回到家，回到自己房间里。我知道我没有晚饭可吃，天气很热，我独自躺在床上，大汗淋漓，被鄙视、被拒绝、被剥夺财富、被孤立，我这辈子算是完了。

        大约晚上8点半，父亲跟往常一样，来到我房间做晚祷。和往常一样，他坐在床头。和往常一样，我向上帝和父亲祷告。最后，我们沉默了几秒钟，可怜的我打破了沉默，说：“爸，对不起。”“我知道。”他说着，手指在我头发里滑动了几下。然后，他站起身，下楼去了。

        他说了“我知道”，这简单的两个字竟能有莫大的力量。生命中有什么比得到理解更可贵呢？简单的两个字，让我明白，他了解我为什么会干出错事；他了解我深感愧疚；让我不再孤独无依。

        还有他那简单的动作——手指在我头发间滑动。尽管我犯了错，我感到他不但理解着我，还爱着我。

        两个简单的字，一个小小的动作，顿时，我的世界又重返光明。我躺在枕头上，香甜地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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