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生道德表现能否成高招“备注项”

        5年前，围绕高考加分制度的合理性，存废两派各执一词，争议不断。然而，自2010年以来，主张将高考加分项目纳入“瘦身”通道，清理加分项目，整顿加分流程，阻断“权力寻租”，成为包括教育部门在内的不少国家相关部门回应民意诉求的共同选择。

        不久前，教育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调整部分高考加分项目和进一步加强管理工作的通知》，更让无数2014年高考考生、家长充满期待。然而，在国家层面大幅压缩高考加分项目及加分分值的同时，全国至少16个省份先后出台了涉及考生思想品德方面的高考加分照顾政策。于是，在高考中加10至20分的道德加分，一时间成为舆论焦点。

        四川省作为2014年明确表示要为见义勇为考生加分的省份，截至6月20日已核准向5名高考考生在“裸分”基础上，加10至20分投档。

        日前，中国教育报记者对100名四川考生家长的随机调查显示，65％的家长对为有过见义勇为行为的学生加分投档的做法，表示反对。

        采访中，考生家长严先生认为，用高考加分考大学这种杠杆去丈量道德高低的做法不够理性，也可能带来德育功利化的后果，甚至可能会让学生为“利”而见义勇为，使政府试图大力倡导的“见义勇为”异化成了“见利勇为”。

        支持德育加分者则认为，给见义勇为学生加分的初衷很好，能为社会传递正能量，但加分分值不宜过高，加分过程也应当公开、公正、透明、规范。

        对于高考德育加分存在的两种不同观点，印证了本报从全国6省市回收的1327份有效问卷的调查结果。在1327份有效问卷中，31.56%的受访者认为，给见义勇为学生加10至20分，“有利于培育学生的社会责任感”；68.44%的家长受访者认为，这项政策有可能导致新的社会不公平，考查学生德育不能通过这种手段，况且中学生不是成人，国家不能通过高考加分来鼓励未成年以身犯险，有违相关法律精神。

        这意味着早已适应了以考分为高考招生“硬杠杠”的中国家长，对于像思想品德、社会责任感等高考科目之外的学生“柔性素质”评价，仍然存在较大的怀疑。这种民意现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今后围绕高考加分政策所进行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提出了新的要求。

        对于考生思想品德、见义勇为行为、社会责任感等非考试科目的评价，此次的调查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象：虽然在是否赞成在高考中给有过见义勇为行为的考生加分问题上，有近三成的受访者表示赞成，但是，包括赞成给见义勇为学生加分的家长在内的超过90%的受访者却认为，德育加分不要太过狭隘，可以根据学生日常生活中的表现给予相应的考核。对于教育来说，比德育加分更为重要的是，学校教育要教会孩子掌握应对危险的基本技能，比如开设游泳课，让学生掌握科学的消防安全知识，让学生学习在危险面前如何有效处置，尽量避免生命财产受到损失，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能帮助到别人。

        根据我国现行的高校招生考试惯例，能享受高考加分或降分录取政策的受惠对象，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学生、退伍军人、港澳台学生、烈士子女、体育艺术特长生、学科竞赛绩优生、思想品德表现突出者、受政府表彰的优秀青年等，在不同时期，加分或降分幅度有差异。

        既然我国的高考招生有给道德加分的惯例，那么，广受社会争议的德育考查究竟如何进行科学评价？如何与考试制度对接呢？

        “我相信，各地设计高考加分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弥补现行高考制度的不足，但是我们不能将高考加分简单地当作一种奖励性的社会治理措施。高考的本质功能只是要把不同类型考生的素质测量出来。”湖北某部属重点大学招办负责人认为，“比如，学校或招考部门完全可以在考生的电子档案上加注一个‘备注栏’，将考生曾有过的见义勇为举动及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等行为标注出来，供招生院校参考。”

        “政策制定必须是客观的、可以把握的，应避免主观因素的过度影响。”该负责人说，“国家和各省、直辖市招生行政管理部门只需要制定好相应的制度‘红线’，并做好招录过程中的全程监管和后期审查工作，各招生高校就会为了各自办学声誉、办学理念，在制度‘红线’规定的范围内自主选择适合学校培养目标的考生。”

        浙江省政府研究室社会发展处处长黄辉说，为见义勇为行为加分政策的出台有其历史背景，在宏观导向上要“扶弱”，在倡导见义勇为的同时，还要体现权力的约束性、制度选择的唯一性，不能把社会责任转移给高考。如果其他制度能解决的，就尽量不要通过高考这一“指挥棒”来调节。

        56.29%的家长认为，来自公务员、教师和富二代家庭的孩子更容易享受高考加分政策——

        高考加分加给了谁

        这个高考季，对于2014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及家长而言，什么群体更容易享受高考加分政策，也是他们广泛讨论的焦点问题。

        在此次中国教育报进行的调查中，被调查家长从事的职业及身份构成情况是：11.30%为公务员，53.30%为事业单位人员，15.14%的为企业人员，归侨和少数民族占比2.35%，其他占17.91%。其中，72.07%的受访者表示，近10年虽然身边有1至2个及以上亲属的孩子参加高考，但其中仅9.59%的受访者表示，有亲属子女享受过高考加分政策。

        史耀疆教授认为：“这意味着中低收入家庭相对较难获得高考加分机会。或许原因在于家庭经济状况有差异，导致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在孩子教育投入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家庭条件在子女教育上的代际传递。同时，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教育对于社会分层的意义。”

        在公众心目中到底是哪些人最容易获得高考加分机会？此次调查结果显示，45.63%的受访者认为是有特长的孩子；30.7%的人认为是来自公务员家庭和教师家庭的孩子；59.06%的受访者认为是少数民族、华侨子女；25.59%的人认为富二代家庭的孩子更容易享受高考加分政策。

        对此，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雷万鹏教授认为，调查结果表明，现有加分政策的受益群体具有多样性，从加分政策的设计初衷看，基于对某些群体的教育补偿（比如少数民族子女）体现了社会公平的理念；突破标准化考试之局限，选拔有特长、有较高发展潜质的“偏才”也体现了效率原则。但如果加分政策随意化，可能为某些拥有更多社会资本、权力资本的群体提供“交易”的机会，最终有可能导致一项旨在彰显社会公平的“善政”，演变为扩大社会不公平的“恶政”。

        雷万鹏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采访中，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大三学生小尹告诉记者，他身边就有一位同学曾因国家二级运动员而加5至10分，并且最终通过艺术方式被武汉某大学录取。

        浙江省的“三模三电”项目（航海建筑模型、航空航天模型、车辆模型与无线电测向、无线电通信、电子制作）曾饱受争议，2010年，浙江全省有643位考生凭借“三模三电”比赛获得高考加10分的待遇，其中绍兴第一中学在该项目加分的学生最为集中，达到46人，一些官员子女因此加分。于是，公众对于比赛中的“猫腻”与项目的意义提出了广泛质疑。

        针对“三模三电”等个别体育项目上暴露的问题，2011年起浙江省对高考加分大幅“瘦身”，取消了“三模三电”体育加分项目、“奥赛”省级获奖者及科技竞赛集体项目获奖者中除“第一作者”外的加分资格等。

        经过民意推动的这场高考加分“瘦身运动”，浙江省再次“瘦身”体育加分项目，并彻底取消了“三模三电”项目比赛。“瘦身”的结果，在今年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报名的30.86万人中，最终获得高考加分的考生有3996名，其中，体育项目加分的考生由2010年的1011人降至今年的17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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