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诫外生书》中，诸葛亮把立志看作成才三要素（德、学、才）的基础和关键，他主张立志必须高远，才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达到最终的成功。他写道：“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如果志向不高远、坚定，则会出现相反的后果：“若志一消费品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

　　诸葛亮不仅这么“诫子”、“诫外生”，而且身体力行，为儿孙做榜样。他对自己严格要求，虽贵为丞相，也绝不搞特殊，坚持“行不言之教”。他一生廉洁奉公，生活俭朴。他在给后主（刘禅）的表上写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高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诸葛亮这种廉洁的作风，对子孙是无形的教育，为后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同时，他十分注意采取措施让子弟不搞特殊化。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将独生子乔过继给诸葛亮。乔在蜀国官至驸马都尉，本当安居成都，但诸葛亮外出打仗，诸子弟都随军押运粮草，诸葛亮认为乔也应该与他们同甘共苦，于是便命乔与诸弟子一起押运粮草于山谷。这种做法对乔是一个很好的教育。不搞特殊化，让子弟在一种平等、和谐的环境中成长，有利于培养他们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培养他们较强的适应社会能力，对于培养他们不依赖他人、独立生存的顽强意志更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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