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儒家《四书》之首篇，古人自幼熟读、一生遵循的千古文章。我早就知道《大学》的重要，15年前尚在少年的我在爷爷家安徽阜南县路边的一家古旧书店里买了本《四书今译》，花了很大功夫读了一遍，自以为有得，却在之后15年几乎再未认真读过，也再没有认真地思考过其中的章句。直到最近两周，因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法学院博士杨若濛兄组织儒家经典读书会，我方有机会重温《大学》，用已经而立之年的心再来审视这篇已经似曾相识的文章，感触真是多极了。

　　我现在才知道，《大学》真的应该从儿时熟背，作为立身之本。因为已然成年的我，在观察社会若干年，思考道德问题若干年，又被社会熏染若干年之后，突然重读《大学》中的章句，就仿佛开了一扇窗户，陡然看到了天上的云彩。《大学》也就几页的篇幅而已，可是震撼我心的经典之句几乎随处可见。它所展示的我们祖先的道德追求和价值观实在是千古伟岸、灿烂光辉。

　　如何是君子的品行，如何看待财富，如何让家人愉快，如何治理国家。甚至，治理国家的经济学应该是什么？《大学》皆有答案。更重要的是，《大学》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也在描绘自己的大同理想。这个大同世界不是建立在法制之上，而是道德之上。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构建了一个从微观个体到达宏观大治的严密框架，按《大学》的逻辑似乎是充要条件！由此我想起西方经济学也是从微观个体，但却是从个体的功利追求（所谓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设）也推出一个宏观大治（所谓一般均衡下的世界达到“帕累托”最优）。这个世界真是有意思极了。《大学》所述的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经济学居然有相似之处：小政府（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讲效率（为之者疾）、讲产出（生之者众），以上被称为可使“财恒足矣”的“大道”。不同之处在于，《大学》中的经济学同时讲究节约（食之者寡，用之者舒），而西方经济学从马歇尔开始鼓吹需求决定论，所谓消费刺激生产，到凯恩斯更是大行于世。西方经济学里很难找到节约的概念，不论微观宏观。当然〈大学〉也指出，国家的根本在于追求“义”，而不是“利”（所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也就是说经济繁荣为末，而国家的大义为本。现在这个世界还有这样的国家吗？民主国家的政府靠选票，选票就是靠给民众经济利益来吸引，经济繁荣自然摆在第一位。可惜至今也没搞好。可见民主体制可能不是最优体制，至少从儒家看是这样。而且〈大学〉上指出为君之人必须是富有仁德的君子（为人君，止于仁），我看西方国家的首脑也没几位称得上君子。但是民主体制也并非和儒家完全冲突：〈大学〉上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这一点倒也是民主体制下被内在驱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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