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新和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语文教育理论家。代表性专著、120余万言的《语文：表现与存在》风靡语文界。）
语文之死，不是始于由文言文向白话文教育的转型，而是始于废止“读经”科。
也许，在百年前的那个瞬间，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挥毫写下“读经科一律废止”时，就已经决定了语文科这一个世纪命运之不幸。
20世纪初，语文课程首要的是“读经”。
1902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中，小学“课程门目表”：修身第一，读经第二，作文第三，习字第四，史学第五，舆地第六，算学第七，体操第八。就是说，正宗的“语文”包括：读经、作文、习字。“读经”，类似于今天语文科的“阅读”课。“修身”的内容，也与语文科密切相关。
《钦定蒙学堂章程》从小学一年级起，每年都有“读经”要求，须读《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钦定小学堂章程》，“读经”读的是《诗经》《礼记》《尔雅》《春秋·左传》《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可见“读经”的要求极高。
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变“读经”课程为“读经讲经”，似乎要求更高了。语文课程的门目变为两门。初等小学语文课程：读经讲经、中国文字；高等小学语文课程：读经讲经、中国文学。
《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其“读经讲经”课程规定“《孝经》《四书》《礼记》节本为初等小学必读之经”。《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以《诗经》《书经》《易经》及《仪礼》之一篇为高等小学必读之经”。对每日、每年所读字数，达到的程度，有极严格、精密规定。
1912年1月4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1月19日，教育部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同时颁发的《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初等小学校、高等小学校、中学校一概废止了“读经”，惟剩“国文”。
这可谓我国现代语文教育滑坡的“拐点”。
尽管1915年7月31日公布的《国民学校令》又恢复了“读经”，但极为短暂，被认为是袁世凯的“封建复古教育”。1916年1月8日“呈准”的《教育部公布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读经要旨”要求“讲授孟子大义”。10月9日“修正案”公布时，“读经”被删去了。大约因为这时袁世凯已病故。
从此，在我国教育不再有专门的“读经”课程，语文课程标准不再有“读经”的要求。从此，语文科被抽掉了脊梁骨，趴下了伟岸的身躯，终身卧床不起。
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经”为“群言之祖”。“‘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经”是后世文章的渊源，是永恒的真理，不能移易的伟大的训诲。“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若能秉承经典制定写作体式，汲取其美言来丰富自己的语汇，就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经”是“群言之祖”，是民族文化之魂。废止读经，等于精神断流。这一百年，所学无源、无根，所写岂能不假话、空话、套话连篇？
废止读经也不能全怪蔡先生，他是那个时代的代言人。在“废科举、兴新学”、“打倒孔家店”、西学东渐一边倒的情势下，难得谁能保持清醒、不偏执。他能主张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美育、世界观，“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已属难能可贵。
蔡先生反对读经，尚倡言五育并重，然而，在语文界，唯剩下谋生应世、“应付生活”的实利主义“工具”教育，那就把自己逼上了绝境，注定是死路一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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