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乡村之声报道，今年7月18日，河北唐山滦平二中初二学生小龙，因与同学发生口角，在校园内被殴打，小龙告诉老师，却在放学后距离学校300米处再次遭遇十几个同学的疯狂殴打，致轻微脑震荡。事发后，学校教导主任赶到现场，却并未报警，小龙家人报警后五个月，派出所仍未给出结论，学校也并未对打人的学生做出任何处理。

　　

　　对于这次校园暴力事件，滦平二中的教导主任陈主任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出事以后学校报警，因为校外打架，由派出所处理，到现在派出所也没有处理结果。学校要依据派出所对孩子调查进行处理。

　　

　　陈主任还说，一般这种情况得经过学校主管部门商量，最后确定需要给什么处分，关于打架严重的处分是提出点名批评，处以警告处分，因为记过或更严厉的处分，需要经教育局批准。这个孩子属于轻微违纪，要以批评教育为主。

　　

　　律师专家

　　

　　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荆

　　

　　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肖斌

　　

　　对此，张荆有不同意见，他认为：事实上学生是否需要进行记过处分，学校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学校方面了解事情经过。学校这种消极、相互推诿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对解决这个事情没有积极意义。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的公平、公正迟迟得不到回应，让他再去信任他读书的地方，对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

　　

　　肖斌表示，对于实施校园暴力的孩子，学校的纠正与处理也是对他们的教导。处罚不是最终目的，是为了帮助施暴的学生能够改正行为方式，帮助受暴者调整好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所以教育部要求学校建立心理健康机构，帮助学生处理、调整心理方面的问题。

　　

　　张荆：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每次看到媒体报道类似事情都会非常气愤。因为平时我会教育孩子要对别人有礼貌，不能打人，不能骂人。如果遇到这样事情，孩子长大一点的时候我告诉他，如果有人攻击你，那你就赶紧躲开，能跑多快就跑多快。但是遇到在校园外，被十几个孩子围殴的情况，我估计跑解决不了问题。

　　

　　肖斌：这种情况下，我可能先去关注孩子的内心感受，因为孩子经受了这种事件之后，可能会对外界有些不信任或者不愿表达情绪，作为家长应该跟他在一起，陪伴他一段时间，让他不至于感觉一个人孤单。

　　

　　

　　张荆：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首先想到的是去呵护自己的孩子，抚慰他内心受到的创伤。另外孩子受伤以后都期望能有公平的回应，就是打人的孩子要不要受到学校的追究，作为监护人，这些事情应该要去做。

　　

　　肖斌：作为监护人可能没办法时时陪伴在自己孩子身边。所以需要做一些前期准备工作：教会孩子怎样面对这些事情，遇到这样事情如何保护好自己。
 

 

　　张荆：从孩子自己的角度，不管我们告诉他多少方法，有一些事情不是孩子能够控制和驾驭的，尤其像十几个孩子围殴一个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监护人、作为父母就必须要介入了，大人的力量毕竟还是比孩子强大的。

 

　　我是做法律工作的，我会告诉孩子，第一时间报警，或者寻求能帮助你报警的人，让警方要制作询问笔录，而不仅仅是因为不够刑事责任年龄，批评教育一下就完事儿。警方制作询问笔录同时也是保留证据的过程。然后给孩子做伤情鉴定，评估孩子受到的伤害程度。

 

　　这些工作起码能从客观上把事件的损害后果固定下来。同时家长也要取得学校的帮助，把受暴的情况跟学校老师和相关负责人进行沟通、反映，一起商量出解决方案；或者找施暴孩子的家长来沟通解决问题，或者由校方制作出来解决方案，批评、惩罚、扣分等。一定得让比孩子更强大的部门介入参与，孩子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

 

 

　　肖斌：孩子受到校园暴力，不仅是身体伤害，还有心理伤害。有的孩子受了这样的挫折后会退缩，不愿意去上学或者不愿意跟其他人交往；也有的孩子会因为这样的挫折演变成一个新的施暴者。有的时候会对自己施暴。他可能自伤，自残或者厮打别的东西、虐待动物等。

 

　　也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孩子压抑下去了，在短暂的时期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如果孩子继续受到暴力影响的话，持续到一定时间，他会因为很小的刺激而突然爆发出来，这样的爆发往往不在初中阶段，有可能在大学阶段。

 

 

　　张荆：我国《刑法》对于未成年孩子划分了几个档次，没有满14周岁的孩子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孩子只有在八种重大刑事犯罪中才承担刑事责任后果。轻伤在《刑法》中是不属于这八种犯罪之一。在这个案例中，即使孩子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也不意味着他不受法律的制约，由此产生的医药费等经济方面的损失，作为施暴孩子的监护人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张荆：首先要考查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定，它是立法者在制订法律规定的时候综合考虑儿童发展的身体、心理、社会交往能力等方面诸多因素进行的立法，但《刑法》是1999年制定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几十年过去了。横向来看国外的情况，刑事责任的年龄要比我国划定的要低，这要结合自己实际的情况，比如孩子发育成熟的程度，成长的速度等几个方面综合进行考量。

 

　　就目前来讲受到伤害的孩子小龙的情况如果不在《刑法》的制约范围内，是不是会助长校园暴力的发生，原因很复杂，它不仅是法律缺位的问题，可能还有校园的问题，家长的问题，还有对孩子法律意识和自我防卫意识的培训方面的问题。

 

 

　　肖斌：我认为简单的把犯罪的人员，不管年龄阶段，直接放到监狱里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现在的量刑是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其中有心理因素。因为一个人的生理成熟和心理的成熟并不是同步的，尤其在我国现有的教育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孩子的心理成熟远远滞后于生理成熟，即便是在正常发育过程中，在12到14岁、14到16岁这样一个青春早期或者青春初期的，他的心理成熟远远没有达到相应的年龄。

 

 

　　张荆：孩子在校园读书的时间段内学校承担了临时监护人的角色。学校不仅要提供给孩子学习、游乐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保证孩子的安全，孩子在这期间遇到任何问题，学校有责任、有义务报警。

 

 

　　肖斌：这种伤害会更大，肢体上的伤害容易康复，但直接对心理施虐，是直击孩子内心最脆弱的地方，而且这种伤害者可以隐匿起来。所以在看待暴力或者霸凌事件的时候，不光要帮助受到暴力的人，同时也不要简单的以惩罚施暴者为结果就结束事件，也要去帮助施暴的人。其实施暴者很有可能也是受害者，他可能因为被忽视而演变到现在这一步，所以需要多方面的关注整个事件。

 

　　张荆：任何行为如果要通过法律调整，首先要对行为进行定性，对身体上的伤害要靠伤情鉴定来评估损害后果。但是对孩子内心里造成的影响，很难外化成为可供法律裁决的结果，这个时候只让法律出面解决问题，还是单薄了一些。所以需要学校和家长共同规范、引导。

 

 

　　今年6月18日，3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因校园霸凌被控酷刑折磨罪、绑架罪等6项刑事重罪，可能面临无期徒刑的刑罚。加州一位被霸凌学生家长报警后并向警方指出学校并未报警，该校校长因此被开除。

 

　　美国法律规定：除肢体霸凌外，将言语辱骂、口头威胁、网络霸凌认定为霸凌行为；学校、医院发现孩子受伤、被霸凌必须报警，否则校方和医院都要承担责任；父母必须为子女的霸凌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美国社会对校园霸凌案件的“零容忍”态度使未成年人犯罪率大幅降低。

 

　　张荆：我国已经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公约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无差别歧视原则；最大利益原则；生存与发展原则；参与原则。其中最关键、最基础、最重要的是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遇到校园暴力，学校首先要想到的是如何保护儿童的权利不受侵害，应该报警，而不是想到学校要不要承担责任。然后在接下来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中，首先是要呵护孩子的心理和身体健康，包括媒体在介入过程中不要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另外社会支持体系，比如心理疏导机构介入，对孩子自信，心理健康的重建，都有相应的规定。

 

　　美国在这些方面的社会支持体系做的比较好，同时贯彻落实比较到位。我国作为加入了《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如果能够贯彻的更加彻底，校园暴力问题也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